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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2019年第07期 (总第76期 )(一)

更新时间:2019年12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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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07期(总第76期)

 

 

 

 

 

图书馆《学术动态》编辑部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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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1

新时代新要求、新目标新行动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迈入新阶段 13

厚德健行育英才 仁术康民铸品牌 18

职业技术学院“晋升”大学 捅破职业教育的“天花板” 21

首批本科职业大学试点试什么?怎么试? 24

职业教育如何破局 是一道典型的中国式发展难题 26

职业院校混改如何加快落地 31

教育部:加强高校实习基地和实习信息化建设 34

高职教育的学科专业与课程建设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变革意蕴探析 35

新增9个专业,读高职有了更多选择 42

“这样的课堂,学生都喜欢!” 45

职业教育的教学探索与管理

用好现代教学技术提升高职教学质量 48

创业教育中的产教融合该怎样推进 50

增强创新创业教育吸引力才是真 52

 

 

职业教育的教师发展

聚焦高素质打造职教“双师型”教师 53

“新职师”带领职教师资建设走入新阶段 56

创新教师发展机制 提升师资建设质量 59

强化职教源头治理,从教师队伍建设入手 61

职业教育的学生发展与管理

为职业院校学生的人生赋能 63

高职生比本科生更易就业?透视“蓝领用工荒”真相 65

学历重要还是能力重要 68

高等职业教育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消除高校专业课课程思政实施的误区 70

努力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73

国外职教

把英国最好的职业教育资源带到中国来 76

比利时职业教育助学生多元成才 78

英国政府学徒制诉求转化为社会公共诉求的路径 81

最新科技动态

人工智能+教育应趋利避害 89

我国正式启动6G技术研发工作 90

153年来第一次!这一奖项颁给中国团队!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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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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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社会变化极其深刻、复杂的40年。这40年,正是我国职业教育历经波折、异军突起的40年,也是中国职业教育走向现代化的40年,职业教育规模逐渐扩大、质量日渐提升、结构日趋完善、效益稳步上升,逐渐形成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社会经济发展输送了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服务了国家战略发展需要。

  对改革开放40年来职业教育发展的回顾,无疑是一种对历史事件多维度、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解读,按照海德·怀特的说法是一种历史叙事。存在于1978-2018年间的“过去”多且复杂,如何把这些纷繁复杂的过去讲述成一个“连贯的事实”(coherent reality),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然而,无论运用什么样的逻辑主线,以及如何讲述,历史必然有其内在规律可循。这里主要采用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和里程碑的政策文件叙述的方式,把40年贯穿起来。

  一、改革开放40年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各方面经历翻天覆地变化的40年,这种变化必然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变革历程。我国职业教育并非匀速发展,而是一个经历了起伏又加速发展的过程。以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为背景,根据关键性事件和里程碑文件,可将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恢复重建阶段(1978-1984)

  历经“文革”,各类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均跌入低谷。1976年在邓小平的亲自督促和领导下,以推翻“两个凡是”批判“两个估计”为突破口,以恢复高考制度为标志,逐步展开教育领域的重建。当时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中等教育结构畸形,1978年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数1553万人,而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人数仅有212万人,高中阶段普职比达到88∶12。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恢复发展急缺技术技能人才。

  此后,国家越来越重视中等教育结构调整,局势才得以扭转。197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和1983年教育部联合各部委颁布的《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明确了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方向、途径和要求。

  此阶段的调整措施有二:一是恢复发展中专(中等专业学校)和技校(技工学校)。1978年,国务院决定技工学校管理工作由教育部门划归到劳动部门,由产业主管部门领导。二是新建并大力发展职业高中。1980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的文件《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指出“必须积极地逐步地把一部分普通中学改为职业学校”。

以上政策不仅促进了普职比的改善,而且突破了国家办学限制。到1984年末,全国中等专业学校达到3301所,比1978年增长19.6%,招生54.61万人,比1978年增长22.1%,在校学生132.2万人,比1978年增长49%;技工学校3465所,招生30.90万人,在校学生63.92万人,比1978年增长67.3%;农业中学、职业中学7002所,招生93.90万人,在校学生174.48万人,明显改善了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见图1)。

 

  

1 1984年中等教育发展情况图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J].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59.

  随着经济恢复发展,社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日益增加,但传统的高等专科教育却无法完全满足该需要。一方面,培养的人才数量低于实际的需求数量;另一方面,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被认为是本科教育的“压缩饼干”。面对这一状况,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开始集资办学。1980年在江苏省建立了全国第一个高等职业教育院校——金陵职业大学。职业大学一诞生,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到1984年就已发展到82所,共开设专业200多个,遍及各主要行业,在校学生达46956人。由于结合了当地需要、与实际生产紧密结合,培养的人才可以直接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职业大学迅速兴起。

  该阶段的最大成就在于中等教育的结构调整,迅速扩大了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培养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中亟需的人才。然而,规模的急速扩张必然带来隐患,由于职业高中是由普通中学通过简单换牌而成,这种发展路径为其后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二)迅速发展阶段(1985-1997)

  “六五”计划提前完成,国民经济状况好转。全国上下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经济建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主战场。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职业教育亟须明确应对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发展方向和思路。

  历史表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第一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明确其社会地位与发展方向。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方向:“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同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逐步建立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体系。”该决定首次在战略高度上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地位、作用和任务,也为全面改革职业教育指出了方向和达到目标的基本途径和方法。1986年第一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促进了整个社会对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认识,它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踏入正轨,步入迅速发展时期。

  1991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和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出台使我国职业教育办学体制与普通教育办学体制分离,实行三级分流的方针。1996年我国第一部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该法明确地把我国的职业学校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确立了职业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尽管职业大学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进行小规模试点,但成长起来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差、规模小,还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中等职业教育逐渐壮大,其被称为“断头教育”的情况亟待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开始探索“要不要办高职”和“如何办高职”等问题。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经历了酝酿和调研,1996年在全国职业教育会议上,明确了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方针是“三改一补”,实施方式是试点。

  最典型的试点是五年制高职。它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占比虽不大,但却发挥着重要作用。1985年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同意试办三所五年制技术专科学校的通知》,决定在西安航空工业学校、国家地质局地震学校、上海电机制造学校三所中等专业学校的基础上试办五年制技术专科学校,俗称“四五套办”。至1996年,共有22所教育资源较好的中等专业学校举办五年制高职。实践证明,五年制高职实现了中高职的有机衔接,适应了经济建设和生产第一线岗位对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1985-1997年是我国职业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建章立制的阶段。中等教育结构进一步调整(见图2),形成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行的双轨制教育体系。发展思路更加明确、法律保障初步建立。高职初步发展,截至1998年,全国招生43万人,在校生117万人,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432所,发展势头迅猛,成为后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股重要力量。

  (三)转折发展阶段(1998-2004)

世纪之交,我国处在实现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时期。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企业的关停转制导致大量“下岗一族”出现。1994年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布,使得毕业生由国家统包统分的局面被打破,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就业新模式开始占主导地位。此外,出于增加消费需求、缓解就业压力的需要,自1999年起实行高校扩招。而高职一度青睐普高生。雪上加霜的是,1998年世界银行亚太地区人力开发部印发的《21世纪中国教育战略目标》中,对我国中职发展的必要性提出疑义,建议中国降低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和连锁反应下,中职生源和声誉大幅下滑(见图3)。

 

  

2 1985-1997年我国中等教育学校结构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计划建设司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85-1997)[J].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3 1999-2001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情况

 

中职连年的滑坡促使国家重新布局。1999年《关于调整中等职业学校布局结构的意见的通知》中提出,要通过合并、共建、联办、划转等途径,改变当前“条块分割”的中等职业学校布局结构。2002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针对中职招生数锐减等问题,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2002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达455万人,比2001年增加近60万人,增长15%。

  与中职命运相反的是,高职在这一阶段实现“跨越式”发展。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通过“三级分流”建立初、中、高相互衔接的职业教育体系,确立“三改一补”发展高职的基本方针。1999年《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明确了高职的办学机构来源,由此,“六路大军办高职”局面基本定格。

  为坚持高职的科学定位,2004年《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就业导向”成为此后职业教育发展的主流方向。2002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后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及同年《关于进一步发挥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作用的意见》强调要依靠企业、行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和支持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2004年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召开第五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印发了《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建立了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这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体制创新,对后续的改革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该阶段的特点是深受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变迁的影响,中职在遭遇消亡危机后逐步调整,而高职进入规模高速发展期(见图4)。但是这一“跨越式”发展,使得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较短时间内遭遇了其他国家几十年甚至长达百年内陆续遭遇的各种问题,加上“三不一高”政策,①对高职的后续发展带来了压力。

  

4 1999-2005年高职高专院校数量的演变

  数据来源:陈英杰.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史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201-202.

  与此同时,该阶段农村职业教育迅速发展。1998年《关于加快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提出“着重解决职业教育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促进劳动就业和农民脱贫致富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三教统筹”,2003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和2004年《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旨在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关于组织推进职业教育发展专项建设计划的指导意见》中,将县级职教中心纳入了专项计划之中,并逐步发展成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这一时期,国家政策积极扶持农村职业教育,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四)内涵发展阶段(2005-2013)

  自2002年以来,职业教育发展进入“快车道”,占据半壁江山。然而规模与效益总是一对矛盾,规模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质量问题必然提上议事日程。加上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产业形态发生变化。基于此,我国职业教育全面转向内涵发展。

  1.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2005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明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属性。2012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再次强调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试点。这些对建立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2.加强基础能力建设

  职业教育基本的教学设施和条件远远跟不上规模发展。对此,2005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中提出用100亿投入“四大工程”和“四项计划”,200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劳动保障部发出《关于编制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规划的通知》,这些措施大幅提升了职业教育提升办学质量与水平所需的软硬件条件,对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3.推进专业与课程改革,提升内涵质量

  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遴选100所高职院校进行重点建设,这项计划被誉为中国高等职业院校建设的“211工程”。后续又遴选100所“国家骨干性高等职业院校”。2010年开展1000所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建设。同年国务院审议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这一系列举措积极调动了各地的办学积极性,根据自身特点推进多种模式办学,开展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从而提升了职业教育内涵。

4.提高师资队伍整体素质

  这一时期国家意识到师资队伍是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性因素,采取了系列重大举措。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和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20年)》反复强调,要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和培训,建立职业教育专业教师到企业生产一线实践的制度,制定和完善职业教育兼职教师聘用政策,鼓励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兼职。2011年《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的意见》,全面启动了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重大项目。2012年《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出台,为职教教师队伍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性建设提供政策规范。2013年教育部印发《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个针对中职学校教师制定的专业标准。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职教师资的整体素质大幅改观。

  5.构建中职资助体系

  为了确保适龄学生有学上、上好学,2005年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温家宝明确指出:“要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学生助学制度,使贫困家庭学生通过国家帮助和本人勤工俭学得以顺利完成学业,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教育的公平与公正。”2006年《关于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的若干意见》出台,从此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职资助体系建立起来,职业教育的“公益性”更加凸显。

  很显然,该阶段由于经济转型发展需要,职业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理念和蓝图已经形成,体系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技术技能人才素质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道路基本确立。在职业教育专项经费的大力支持下,该阶段解决了以往几十年都未能解决的重要问题,即按照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大幅提升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改革办学模式。这些为后续职业教育进入黄金发展阶段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物质与人力基础。

  (五)黄金发展阶段(2014-)

  该阶段,国家出台了“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多项重大战略,这些战略对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提出了新要求,因此科学谋划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既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历史担当,更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应有行动。在此背景下,2015年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指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进入黄金时期”。该阶段一方面继续全方位聚焦质量提升、优化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创新和拓展职业教育新功能和新道路。

  积极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14年《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着力构建现代学徒制培养体系,全面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能力和水平。”2015年起,教育部分两批布局了364个现代学徒制试点,覆盖600多个专业点、5万余名学生(学徒)。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遴选和建设一批国家产业发展急需的示范专业点,深化100个国际水平专业教学标准的开发与应用试点。2017年教育部修订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修(制)订高职专业教学标准,推动了专业设置优化。该阶段政府意识到产教融合不仅仅是校企之间的关系,更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2016年启动实施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程规划项目。2018年印发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政府层面干预构建产学融合制度的决心。

  职业教育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014年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2014年修订)》、2016年出台《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公约》,这些是专门针对职业学校办法的德育文件。

  继续完善“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制度。2016年《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对职业学校教师到企业实践的重要意义、实践内容和形式等方面进行具体明确的规定。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17-2020年)的意见》和《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出台。2018年《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再次明确提出:“要大幅增加培养具有精湛实践技能的‘双师型’专业课教师”。可见,各种“双师型”教师理念开始落地成发展措施和政策制度。

  该阶段职业教育拓展了新领域,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助力精准扶贫和“一带一路”。在《贯彻落实〈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方案》中提出:“精准脱贫与职教发展相结合。以职业教育助推精准脱贫,以精准脱贫带动职业教育发展”。《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中也提出全面落实东西职业院校协作全覆盖行动、东西协作中职招生兜底行动、职业院校参与东西劳务协作等三大任务。近几年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列入职成司工作要点,提出打造以“鲁班工坊”等为代表的品牌项目,共同支持建设一批新的试点,服务好我国在国际产业体系分工中有竞争力的重点产业和企业。

  这一黄金发展阶段才刚刚开始,其特点明显不同以往。职业教育发展正在得到外部越来越多的跨界关注与支持,正在国家层面构建更为稳定的制度框架,服务功能和发展方式正在逐步拓宽和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职教发展道路越走越实。

  二、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改革的主线与成就

  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走出了一条现代化发展之路。这条道路体现了三个关键词:一是“适需性”,是指职业教育越来越匹配产业需求、响应国家战略需要;二是“科学性”,是指职业教育越来越遵循科学的依据、教育本身的规律;三是“自主性”,即职业教育逐渐远离照搬国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一)从局部发展到体系建构,从“层次”到“类型”之蜕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是一大主要成就。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经历了一种从局部性、阶段性过渡到终身性、全面性的漫长而又渐进的过程,从“断头教育”发展成为与普教并行的“终身教育”。其中最重要的年份是1985年、2005年和2014年。1985年提出了体系建设的蓝图,后续30多年体系建设路径基本是按照这一蓝图来实施的。2005年明确了“中国特色”和“现代”属性。2014年则更加完善、具体地提出了建设规划。关于建设“什么样的体系”,各阶段根据时代特征略有不同(见表1)。

 

  从整个发展脉络来看,对于“体系”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从纵向的内部层次关系到内外部协调发展,这充分表明对职业教育体系的认识逐步从内部视角转移到外部视角,从“大教育”体系的角度来定位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特别是层次的逐级提升,使得职业教育在原先的教育学制体系中的“一个层次”转变为“一种类型”,一种不同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类型。从“层次”走向“类型”的蜕变,可以视为职业教育改革中的一种质变,具有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从回应行业产业需求到考虑人的发展与终身学习,这其中反映了职业教育价值观的逐步转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体现了职业教育开始“目中有人”,逐步回归教育本质。从架构基本框架到体现中国特色、世界水平,这表明中国的职业教育经历一个从非常弱小到不断壮大的巨变过程,在世界舞台上敢于发出中国声音,且正在努力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

  (二)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建设之演变

  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遵循了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建设之路。1978-2004年,职业教育主要处于规模扩张阶段,中等职业学校增至14454所、高等职业院校1047所,占据半壁江山。2005年开始,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转型、扩招带来就业市场的变化,促使职业教育发展逐步转轨到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上来。例如2005年启动的高职国家示范校、骨干校建设,2010年启动的中职国家示范校建设,《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12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等重大举措都着力提升内涵。有目共睹的是,职业教育的职教特点愈加凸显,“职业教育已经告别‘参考普通教育做’的时代”,理实一体的教学模式广泛采用,人才培养质量大幅提升。

  (三)从单一封闭到多元开放之转变

  改革开放前期,我国职业教育还是以传统的学校形态办学模式为主,雷同普通教育,学习内容按照系统的学科知识为主线,这种单一封闭的办学模式遭遇许多诟病。随后,职业教育逐步开放、跨界合作逐步深入。各个发展阶段使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知行合一”“产教融合”等不同措辞。在产教融合推进过程中,我国着力尝试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从一开始的企业办技校与校办企业的探索,到后来大力推进集团化办学、园区化办学以及现代学徒制的试点,都在不同层面积极推进合作的深度,力争将产教融合落在实处。《2016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显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已成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2016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亦给出类似判断。不得不承认,办学形态的根本性转变是改革开放40年来职业教育领域的一项巨大成就。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制度、共识、模式、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职业教育更加深入地嵌入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技术提升之中,对于“如何办职业教育”在认识和实践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四)从借鉴国外到自主发展之嬗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路径依赖主要是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如20世纪80年代引进“双元制”,后续又学习了美国社区学院、澳大利亚TAFE学院、英国学徒制等。应该承认,当时比较职业教育的成果在事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使得我国职业教育在短时期内迅速发展起来。然而,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整体经济水平、国际地位、开放程度的大幅提升,加上职业教育科研意识的觉醒,借鉴效仿之路出现困境,从而逐步走上了一条探索中国特色、自主发展和创新发展的道路。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学校本位的发展路线。这一发展路线可以认为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其次,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形成了自身特点与独特的发展机制。农村职业教育从“燎原计划”,到“农科教一体,三教统筹”的综合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强调的要努力办好农业类和农村急需的专业,进而在21世纪后明确“增强职业教育服务‘三农’的能力”,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计划”和“农村专业合作社培育计划”等。可见,在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我国走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道路:①创造性地举办了全国范围内的县级职教中心;②开展职业教育的城乡统筹发展,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互补”的格局;③职业教育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进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次,职业教育国际化开创出一套崭新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个领域的开放程度和国际交流水平都大幅提升。经历了聚焦单项输入—双向合作—对外输出几个时期,职业教育国际化服务领域不断扩大,服务对象不断细化、服务内容不断丰富。尤其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中,开展职业教育与企业合作“走出去”试点。由此可见,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走出一条“伴随产业输出”的独特模式,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合作宽度都已经初步形成。

  最后,学科发展引领职教事业的自主创新发展。自1983年教育学下设“职业技术教育学科”以来,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已形成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即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完整体系。截止到2017年,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点增加到27个,硕士点增至134个,覆盖师范院校、研究型高校、地方院校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在质和量均有突破性增长,而且职业教育科研具有天然的“实践关照”和“问题导向”特点。从2008年开始,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设职业技术教育学方向,开展职业教育重大问题和服务重大决策的高水平研究。2014年,设立了“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可见,随着学科的繁荣,带领着职教事业朝着更科学、更自主、更健康的中国之路迈进。

三、面向未来的职业教育反思与展望

  (一)反思单一供给,聚焦生涯发展,拓展职教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的价值导向经历了“学历导向”向“就业导向”的变迁。必须承认,“就业导向”对于解决“重理论轻实践”和忽视市场需求的难题是“一剂强心针”。然而,“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进入了误区。职业院校开始追求“零距离对接”“无缝对接”等,把职业教育的“工具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这种单一供给模式必然产生负面影响,例如许多职业院校把培养目标的关注点放在学生的初次就业上,在培养职业能力时简单地将职业能力理解为岗位技能等。

  面向未来的职业世界,我国职业教育亟待进行价值导向的变革,从就业导向过渡到生涯发展导向。生涯导向的职业教育必须关注人的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关注到人的自由而又可选择的发展。这符合世界职教发展趋势,从职业主义走向新职业主义。就是从强调“职业教育应为现实社会培养需要的合格工人,为适应现实职业做准备”的“工具价值”转变为“职业教育将训练未来的工人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的能力”之“发展价值”。从根本上说,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为了职业的教育”,更是“通过职业的教育”。因此,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必须把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的融合起来,技术技能教育与学术教育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站稳“类型说”,促使职业教育提供更广泛的选择,满足就业、升学、留学等需求。由此,职业教育逐步开启“定制化”的新时代。

  (二)迭代内涵建设,注重规范标准,迈向深水改革

  内涵建设至今,投入机制亟待深入改革。在内涵建设之初,主要采用的方式是专项投入的方式。几年来,专项投入式的内涵发展取得了“短、平、快”的成效。这种投入方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集中针对某方面进行突破性提升。当然,其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即难以从全面推动教育质量的角度进行全方位、系统的提升,甚至会出现因专款专用的要求,有专项的板块和没有专项的板块之间的不匹配等尴尬现象;这些教育经费主要用于“拔尖”,仍有一大批薄弱学校难以得到实质性扶持,未能全面抬高“质量底线”。当前,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针对这一现象,先后出台了职业学校设置标准、专业标准、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教师专业标准等,为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提供了规范和指导。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职业教育尚缺乏完善的国家制度和国家规范。只有健全了制度和规范,我国幅员辽阔国土之上的职业教育才能真正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可见,当内涵建设进入“深水区”后,这种专项投入的模式必然被迭代,需要一种长效的机制来持续保障。职业教育在国家层面的制度和规范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是下阶段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新抓手。

  (三)打开“潘多拉魔盒”,提升职业学习的有效性

  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目前主要停留于体系、制度和模式等中宏观层面,还未深入微观层面,特别是课堂层面。改革开放40年来,课堂教学外围的职业教育改革进行得轰轰烈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课堂教学这一“潘多拉魔盒”却很少被撼动。未来的职业教育必须揭开职业学习秘密,了解学生职业学习障碍的类型与根源,不同专业学习的奥秘,包括深层学习、合作学习、有效学习、职业思维方式转变,专业教学法、教学模式改革等等。这些改革将长期持续推进,才能让职业教育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现代化。

  (四)持续聚焦质量提升,架构多元社会支持系统

  职业教育的多元化需求必然带来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多样化发展。职业教育承担机构的样态将发生极大的变化,机构类型将呈现极端丰富化。那么,对于未来这种职业教育与培训供给就必须有强有力的外部保障体系。未来中国职业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需要设立两类国家机构:一类是职业教育监督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地方认证或管理部门,对不符合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做法提出黄牌甚至红牌警告或处置;另一类是基于各行业权威机构建立行业咨询委员会,对于新兴工种或职业所需开设的专业及课程进行审核与认定。有了这两类国家机构,职业教育的质量之绳才是牢不可破的。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职业教育从一个相当薄弱、饱受鄙视的弱小领域,沐浴着改革开放之春风,异军突起、创造辉煌的40年。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逐步凸显它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独特价值。因此,它在职业教育发展史上必然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来源:《教育与经济2019-10-07

 

 

 

 

 

 

 

 

新时代新要求、新目标新行动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迈入新阶段

王扬南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于2019年1月24日由国务院正式发布。《方案》要求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和下大力气抓好职业教育的决心。 《方案》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指南。

一、把握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要求新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职业教育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对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取得重要进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全面建成,具备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诸多有利条件和良好工作基础。但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教育强国的要求相比,职业教育还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仍然是整个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到了必须下大力气抓好的时候,必须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

二、明确改革总体目标和要求,实现职业教育发展理念根本转变

《方案》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服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需要,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优化学校、专业布局,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方案》提出,从2019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到2022年,职业院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建成覆盖大部分行业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有较大提升,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打造一批优秀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推动建设300个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基本完成职业教育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

《方案》强调按照“管好两端、规范中间、书证融通、办学多元”的原则把握好正确的改革方向。要严把教学标准和毕业生质量标准两个关口。要将标准化作为统领职业教育发展的突破口,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办学标准,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发展、促进就业创业。要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完善评价机制,规范人才培养全过程。要推进资历框架建设,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训结合,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协同育人,扶持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举办各类职业教育,健全多元化办学格局。

三、实现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健全国家职业教育制度

职业教育包括学校职业教育和培训,实施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并重是职业院校的法定职责,《方案》要求健全国家职业教育制度,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

一是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优化中等教育结构,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的重要方式,使城乡新增劳动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建立“职教高考”制度,扩大对初中毕业生实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招生规模,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完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要推动具备条件的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变,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加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探索长学制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把军队相关的职业教育纳入国家职业教育大体系。按照育训结合、长短结合、内外结合的要求,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开展职业培训。

二是健全职业教育国家标准。发挥标准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中的基础作用,健全学校设置、师资队伍、教学教材、信息化建设、安全设施等办学标准。持续更新并推进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实训条件标准建设和在职业院校落地实施。创新标准建设机制,巩固和发展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联合行业制定国家教学标准、职业院校依据标准自主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的工作格局。以社会化机制公开招募并择优遴选培训评价组织,对接职业标准,并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按照有关规定开发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三是探索建立1+X证书制度。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改革,探索建立1+X证书制度,鼓励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分别负责管理监督考核院校外、院校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实施。1+X证书制度坚持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制定工作方案和具体管理办法,在部分职业院校及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试点工作。探索以社会化机制招募培训评价组织,探索结合专业教学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的书证融通模式,建立职业教育学分银行,实现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探索构建1+X证书制度运行与保障机制。

四是推进资历框架建设。探索制定符合国情的资历框架,并在有条件的地区和高校实施试点工作。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探索建立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机制,有序开展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

四、深化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推进育人机制创新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是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也是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方案》对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提出具体要求。

一是促进校企“双元”育人。要总结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经验,建立校企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机制,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学标准和教学内容。要健全专业设置定期评估机制,强化地方引导本区域职业院校优化专业设置的职责,要定期修订职业院校专业目录,学校依据目录灵活自主设置专业,并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要健全专业教学资源库,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遴选认定一大批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要建设一批校企“双元”合作开发的国家规划教材,倡导使用新型教材并配套开发信息化资源,及时更新专业教材。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教学方式方法,推进虚拟工厂等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和普遍使用,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发展需要。

二是全面加强校企深度合作,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职业院校要主动和具备条件的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开展合作,要支持企业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参与校企合作。应该允许学校从校企合作中获得智力、专利、教育、劳务等报酬,具体分配可由学校按规定自行处理。

三是打造专业化开放共享的高水平实训基地。要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带动各级政府、企业和职业院校合作建设一批资源共享,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企业真实生产和社会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水平职业教育实训基地。要面向先进制造业等技术技能人才紧缺领域,统筹多种资源,建设若干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鼓励职业院校建设或校企共建一批校内实训基地,提升重点专业建设和校企合作育人水平。要积极吸引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探索创新实训基地运营模式,提高实训基地管理和服务水平。

四是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要改变职业院校教师来源渠道,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健全职业院校自主聘任兼职教师的办法,在职业院校实行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以直接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完善校企相互兼职兼薪制度,推动人才双向流动。要加强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建设,引导一批高水平工科学校举办职业技术师范教育,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建立 100“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推动教师分工协作进行模块化教学,探索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五、激励企业参与,建设多元办学格局

密切联系行业企业,直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职业教育的鲜明特色,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方案》提出具体的激励政策措施,激发行业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内生动力。

一是政府部门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职能转变,由注重“办”职业教育向“管理与服务”过度,发挥政府规划战略、制定政策、依法依规监管的职责,加强政策引导、指导监督,以社会化、市场化机制引导和推动企业和社会力量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

二是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各级政府要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要在开展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基础上,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并对进入目录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政策,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以及试点企业兴办职业教育抵免相关教育费附加的政策,厚植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社会环境。支持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建设带动中小企业参与。

三是鼓励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职业院校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要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民办职业教育准入、审批制度,探索民办职业教育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退出机制。

四是做优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以社会化机制公开招募并择优遴选培训评价组织。要发挥培训评价组织在职业培训中的作用,能够依据国家有关法规和职业标准、教学标准完成的职业技能培训,要更多通过培训评价组织等参与实施。培训评价组织应对接职业标准,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按有关规定开发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负责实施职业技能考核、评价和证书发放。政府要加强对培训评价组织的监管,防止出现乱培训、滥发证现象。

六、加强党对职业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政策保障

加强党对职业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保障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大责任,《方案》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是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在职业院校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将党建工作与学校事业发展同部署、同落实、同考评。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学校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和学生会组织建设。要指导职业院校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活动,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而行,努力实现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培养高度融合。

二是要发挥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统筹协调作用,各成员单位要在国务院领导下协调推进相关工作,做好相关政策的配套衔接,在国家和区域战略规划、重大项目安排、经费投入、企业办学、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形成政策合力。建立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发挥其在重大政策研究、国家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起草、制订,重大改革调研和咨询,职业教育标准规划审议等方面的作用,提高政府职业教育决策科学化水平。

三是要完善技术技能人才保障政策,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要通过鼓励企业职务职级晋升和工资分配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岗位和紧缺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倾斜,建立国家技术技能大师库,鼓励技术技能大师建立大师工作室并按规定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等措施,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待遇水平。要适时组织清理调整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歧视政策,推动职业院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大对职业院校参加有关技能大赛成绩突出毕业生的表彰奖励力度。要通过办好职业教育活动周和世界青年技能日宣传活动,深入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劳模进校园”“优秀职校生校园分享”等活动,宣传展示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素质劳动者的事迹和形象,培育和传承好工匠精神。

四是要加大对职业教育投入,健全经费投入机制。要建立与办学规模、办学质量等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按规定制定并落实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费标准,完善生均拨款制度并根据发展需要和财力逐步提高拨款水平。新增教育经费要向职业教育倾斜,经费投入要进一步突出改革导向,支持校企合作,注重向中西部、贫苦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要进一步扩大职业院校助学金覆盖面,完善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健全职业教育奖学金制度。

五是要健全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建立以学习者的职业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以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水平为核心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要完善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等共同参与的质量评价机制,积极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定期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关工作进行“双随机、一公开”的抽查和监督,对培训评价组织行为和职业院校培训质量进行监测和评估。要完善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办法,建立职业教育定期督导评估和专项督导评估制度,落实督导报告、公报、约谈、限期整改、奖惩等制度。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10-07

 

 

 

 

 

 

 

 

 

 

 

 

 

 

 

厚德健行育英才 仁术康民铸品牌

曹淑媛

 

什么是教育初心?什么是医学教育的情怀?什么是教育人的使命和担当?湖南护理学校给出的答案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高质量人才的根本途径,它连接着数以千计家庭的殷殷期盼。只有将医学教育摆在为人民群众送去健康福祉的高度,才能从根本上践行好医学教育的初心和使命,才能以医学教育独有的育人情怀和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愈来愈多的优秀专业人才,才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医学职业教育。

湖南护理学校是经长沙市教育和民政部门批准面向全国招生的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学校坚守“厚德健行,仁术康民”的教育初心和使命,牢固确立“关注学生成长,服务社会需求,培养特色人才”为办学理念,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大批热爱医卫事业、品格健全、服务基层的应用型技能人才。学校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当地党委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离不开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学校开拓、创新、务实、勤政型领导集体和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为湖南省和我国医学职业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探索了新路——

这里地处少奇故里,沩水之东,南有金洲大道,北通长常高速,东接省会长沙,西连宁乡城区,附近有炭河古城、关山古镇等著名景点。湖南护理学校就坐落在长沙市湘江新区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美丽地方。

湖南护理学校前身为创办于1987年的湖南旅游职业中专学校,2015年更名为湖南护理学校,学校开设有中专层次的护理、中医护理、中药、中医康复保健等4大专业,有全日制在校生3436人,占地面积190亩,教学仪器设备总值2600万元,直属附属医院为一级综合医院,医院资产总值3000万元,开放病床30张,设10个临床医技科室,是一所高质量现代化的学校,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

先进的办学理念为学校创新发展扬帆导航

湖南护理学校始终以“厚德健行,仁术康民”为校训,以“关注学生成长,服务社会需求,培养特色人才”为办学理念,培养以“热爱医卫事业、品格健全、服务基层的应用型技能人才”为办学定位,坚持严管理、抓教学、重技能、强素质的办学方针,致力于培养热爱医卫事业、品格健全、服务基层的应用型技能人才,走出了一条成功发展之路。

2019年学校校长丁志强与官桥镇签订《以湖南护理学校基础创建新的高职院、医院及配套商住项目招商合作协议》。项目签约落户浏阳市官桥镇,总用地面积约1400亩,总投资30亿元,按照高等职业院校的规模进行一次性规划设计分期建设。一期规划用地1000亩,全部建成后将创建为湖南医科职业学院或湖南护理职业学院,将为学校鼎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医学高等教育扬帆远航。

目前,学校已形成了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办学体系,在大力推进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上,与湖南省内部分高校合作办学,经考试合格可取得大专文凭和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学校与多所国外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在本校中专毕业且达到相应要求后,可去国外攻读本科。现在,首届国际班已正式开班,招收了85名学生,学生在学校学习,韩语过二级后就能去韩国留学读取本科大学。

为实现创新发展,学校采用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秉承回报社会的办学宗旨,由丁志强校长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引领学校的创新发展。目前,学校的关联学校有湖南商贸经济管理专修学院,前身为“麓山大学”,创建于1993年,是经国家教育部门备案的高等教育民办学校,学院从1993年创办至今,培养了4万名专、本科学历人员,在籍学生达到1.37万人;2014—2016年在长沙市民办学校办学情况评估中,连续3年获“优秀单位”荣誉;连续4年被湖南省评为2013—2015年度“优秀助学机构”;被湖南大学评为“优秀助学点”;为学校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先进的办学特色为人才培养确立发展方向

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卫生工作方针,始终视教学质量为生命线,强调对社会的适应性、教育的实践性和学生的发展性,强调技能培养与就业岗位需要相结合,确保了人才培养质量,是湖南护理学校的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学校坚持以岗位职业能力形成为目标,以技能培养为主线,以素质教育为根本,积极探索出高素质实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一是瞄准市场设置专业和课程。学校按照医疗卫生市场发展需要设置专业,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适时调整专业设置,护理专业设置老年、社区护理、ICU护理方向,根据护理专业的岗位需要,不断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及相关的教学课程。增设中药、中医康复保健、康复治疗技术、中医护理等专业,调整中药专业培养方向。形成了以老年护理方向、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为主,中医康复保健、中药、中医护理为辅的专业格局。

二是技能培养与岗位需要相结合。学校高度重视实验实训教学管理,突出教、学、做相结合的教育教学特色。在课程设置上,加大实验实训的比重,理论与实践的教学比例达到1∶1,部分专业达到4∶6;专业课全部由“双师型”教师教学,实现了技能操作强化训练的全覆盖。学校建有一大批“理实一体化”的实验实训室,如病理及药理互动实验室、急救教学系统、模拟手术室等,充分体现了实验实训场地的开放性、实践性和职业性。

三是“校院合作,产教融合”实现了“无缝对接”。以实习基地为例,学校附属医院为一级综合医院,36家实习医院为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另有两个企业工厂,确保了实习岗位与所学专业面向的岗位群的精准对接。护理、中医护理、中药、中医康复保健等专业采用顶岗实习、校院合作、订单式培养,做到了实践教学与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院企岗位相结合,形成了毕业即就业的良好教育模式,毕业生受到了用人单位的广泛欢迎。

先进的办学质量为实现跨越发展铸就辉煌

多年来,湖南护理学校由于办学定位准确,专业品牌独特,在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质量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学校多次被评为省市中等职业学校就业工作先进单位,为全省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2019年共有700多名毕业生报考对口升学,学校与对口高职学院合作,打通了人才培养的直通车,推动学校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一是专业品牌全面形成。学校护理专业注重立德树人和综合素质培养,学生整体素质全面提高。学校为扎实推进健康扶贫和教育扶贫工程成功举办“一家一民盟同心班”和“护士本土化班”,两个班110名学生来自湖南省17个深度帮扶地方,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采取每人每年享有20000元的学费和住宿费,书籍等全部由学校承担,精准有效帮扶措施,免费培养农村帮扶家庭学生,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2016级730余名护理专业实习生受到各实习医院广泛好评;1600名护理专业学生参加宁乡市第一届运动会开幕式演出,赢得了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学校100余名护理专业学生参加为期1个月的为宁乡市16000余名中小学生的义务体检,受到学校师生的一致称赞。学校被长沙市确定为中职中药技能竞赛赛点单位。

二是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学校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质量观,坚持育人为本,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2019年学校护理专业应届毕业生在国家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中通过率达到很高水平;5月参加国开大学首届护理病理大赛获全国两个一等奖、1个三等奖;6月在全国职业院校护理技能大赛中获得二等奖。学生在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二等奖。

三是教育科研成效显著。学校坚持“以教研促教改、以教改促质量”的理念,积极开展校本科研工作,主编统编教材10余本;主持省市科研课题10余项,参与省市科研课题20余项。学校教师荣获2018年全国医药卫生类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和说课竞赛三等奖,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教师职业能力比赛教学设计三等奖。2019年在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中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四是毕业生就业形势看好。33年来,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大中专合格毕业生两万余名,学校培养的毕业生遍布全省多个行业,成为相关行业的骨干和带头人。学校先后与湖南网络工程学院等高校联合举办多个全日制大专班,与中南大学护理学院、湖南大学举办成人本科班,为社会培养了两万多名优秀的护理专业人才。有的已经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或出国深造成为专家和学者,为国家和湖南省的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现在的湖南护理学校又向国际化办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目前,学校与加拿大安大略省Bay学院,与泰国曼谷吞武里大学,与菲律宾圣保罗大学及韩国信韩大学、建国大学、翰林大学等多所国外高校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学校的足迹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11-05

 

 

职业技术学院“晋升”大学 捅破职业教育的“天花板”

 

日前,一个新鲜名词出现在国内教育领域——“职业大学”。教育部批准,包括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在内的15所民办高职院校更名“职业大学”,成为民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

《国家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提出,建立健全对接产业发展中高端水平的职业教育教学标准体系。职业教育专家认为,设立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正是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破冰之举。

“职教20条”将职业教育定位于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并明确,“打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通道”。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本科-硕士,甚至到博士的路途即将畅通无阻。需要警醒的是,专家呼吁,高等职业教育需要警惕学历导向,不应过于关注一纸文凭。

然而,当下高等教育能否完全摒弃学历导向,职业大学能否改变当下对职业教育的偏见,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路途还要走多久,尚需时间来回答。

广东两所民办高职院校升格

15所获批升格职业大学的院校中,广东占据两所,分别是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和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以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为例,将首批设置10个职业本科专业:印刷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机应用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汽车服务工程、土木工程、环境艺术设计、旅游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商务英语等,这些专业均为该校的优势专业。

在教育部的批复函中,这批民办职业大学承担着“探索职业教育发展新路径,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任。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李海东表示,职业大学的设立,释放出的信号是:职业教育的“天花板”已经被捅开了。

“以前,国内的职业教育体系到高职就断层了。”他说。学生要继续往上提升,只能通过“专升本”,但这一培养路径与职业教育完全不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好处是,能够按照职业教育的方式来培养人才。”

在广东,这两所升格的职业大学尚是高职时,已是民办高职中的佼佼者。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崔英德透露,学校从2012年起已提出升本目标,为此,学校董事会投入近10亿元,用于提升学校硬件和师资,仅实训实验室,就有149间。

这些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被要求坚持职业教育办学定位,保持职业教育属性和特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据了解,为保障职业大学办学经费,同为职教大省的山东正在探索实施“基本保障+发展专项+绩效奖励”的财政拨款方式。

与应用型本科不可“同日而语”

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并非大陆原生,上世纪末,在我国台湾地区早已出现。在德国,产教融合的“应用技术大学”,也被认为与国内职业大学的概念类似。

台湾建立的职业教育体系包括“高职-专科学校-科技大学及技术学院/大学”,培养技术工作者、全技术工作者、技术员、技师及工程师等技术型人才。进入21世纪后,这一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平行发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自成体系,又相互衔接,使得高职生与普高生具有同等的升学机会。

在国内,2014年曾传出信息,要推进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现代职业教育院校,但这一消息后来不了了之,从而诞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应用型本科。

这些应用型本科院校仍属普通教育体系。在广东,2017年设立的深圳技术大学,虽以培养高水平工程师和设计师为人才培养目标,强调产教深度融合和校企联合培养人才,但它属于“本科层次的普通高校”,仍是一所应用型本科院校。

李海东认为,与应用型本科相比,职业大学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姓“职”,它采用的是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它首先是职业教育,然后才是本科;但应用型本科首先是本科,然后才强调应用型。这是人才培养方式定位的不同。”

但也有职教从业人士认为,应用型本科不肯姓“职”,源自于固有社会认知对于职业教育的偏见。“他们觉得,职业教育是低层次的,转为职业教育是‘降格’,不愿意‘屈尊’。”这名职教从业人士如是表示。在他看来,设立职业大学,其实是“围魏救赵”,为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树立标杆。

课程设置加大实操比重

“职”的本科层次教育特色在于,在人才培养方式上,仍秉承职业教育的特点。教育部要求,职业教育强调理论与技术应用并重,理论课程与技能课程应按1:1的比例设置。这一模式下培养的学生,毕业即具备上岗工作的能力。

同样以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为例,该校艺术传媒学院副院长陈华表示,他们在“印刷工程”这一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实践课程占比达60%以上。而在普通本科,实践课比重一般在40%以下。“我们的本科专业就业方向为企业中高端技术人才,要求学生注重实操,能够解决复杂性工程技术难题。”

在人才培养定位上,他们将印刷工程专业的本科生和专科生进行区分:专科培养的是一线技术人员,在课程设置上,围绕岗位设立;本科培养的是企业工程师,要求具备解决一系列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比如,专科设立有平板印刷这门课,本科除了这个,还附带有印刷机控制系统课程。”

目前,这一本科专业配备有两名正高、5名副高以及7名中级职称教师,实践课老师包括4名校内全职教师和4名企业兼职教师。他们遴选了12家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印刷企业作为这一专业的校企合作对象,除日常课程实训外,这些职教本科生还需要在企业进行5-6个月的专业实训。

在台湾地区,职业教育序列高校师资配备则更强调行业企业经验。以台湾朝阳科技大学为例,有企业工作经验教师占八成。他们注重从企业或行业引进兼职教师,他们不仅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广泛社会关系,充分了解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以便所培养人才能对接市场。

实操过多会否影响学生升学

在国内,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尚在试点当中,对本科层次人才的培养方式,许多职业大学专业负责人存在纠结:到底是理论跟实践并重,还是重实践轻理论?

国内一家职业大学专业负责人向南都记者表示,在跟其他职业大学交流后发现,多数专业并未形成整体的人才培养思路。虽然教育部发函早已明确,要保持职业教育特色,需要突出“实践”二字,然而,作为人才培养的实际操刀者,他们仍存在疑虑。“未来社会对学历要求会越来越高,要是我们培养的本科学生想去做研究的话,相比普通本科生,他们理论基础会更薄弱,这样往上走会比较难。”

“职业教育更多的是结合实践进行教育,必须保证实践占绝对比重,并对实践的质量和过程有严格控制。”教育学者熊炳奇用一番话来消解他的顾虑。“重视培养学生的技能,而不是按照以前的模式,进行信息理论的灌输。”

他认为,从职教本科、专业硕士到工程博士,这是一条贯通的渠道。然而,职业教育应以就业为导向,完全根据社会需求来办学,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而不应是学历导向。“如果又走上了提升学历层次这条路,那就偏离了职业教育的路。”

“继续延续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只是人才层次上更高端。”李海东如是建议。他说,职业教育本科层次是职业教育的龙头,“在这个层次里大有可为。”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9-09-17

 

 

 

 

 

 

 

 

 

 

 

 

 

 

 

 

 

 

 

 

首批本科职业大学试点试什么?怎么试?

许德宽

 

教育部日前批准设置了全国首批15所本科层次职业大学“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这是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精神、补齐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短板、健全职业教育培养层次、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大战略举措。试点试什么、怎么试,成为试点学校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试点试什么?

首先是试学校管理机制。按照“精简、高效、扁平化、大部制”原则,按需设置与学校功能相适应的研究、决策、执行、监督等机构,强化职业教育研究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管理部门功能。学校管理重心下移,二级学院不设系,减少管理层级。按照学校章程和办学定位,建立健全学校内部管理制度,注重发挥学术委员会等组织的作用,拓宽师生参与民主管理的渠道。

其次是试人才培养标准。人才培养标准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要求、培养模式、培养条件、培养质量、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实践教学等标准。制定并试行一套专业人才培养标准,是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的核心内容,也是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基本依据。人才培养标准的制定要坚持“职业属性”,同时保持“本科定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应按照“互联网+职业教育”新要求,主动将大数据、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人才培养标准,增强学生学习运用新技术的意识与能力。试点院校要积极参与“1+X”证书试点,推进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证书的有机衔接,同时联合行业、企业和院校,积极参与开发体现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的本科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再其次是试师资队伍水平。搞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关键在教师,要制定一套满足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需要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标准。一是适度提高教师招聘标准。新进教师要从具有3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的高职称高学历人员中公开招聘,不仅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较高的学历层次和教学科研能力,还要具有满足专业教学需要的实践经验和技术应用能力。对具有高技术、高技能的技术能手、高级工程师、技能大师等特殊人才,要简化招聘手续,采用直接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二是适度提高教师培训标准与聘用兼职教师标准。有选择地安排教师参加高水平的国培、省培项目,选派学科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到国内外名校或职业教育机构访学进修,定期组织专业教师到骨干企业挂职锻炼。聘用行业企业高水平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充实兼职教师队伍,提高兼职教师队伍整体水平。三是高标准建设“三双”型教师队伍。职业本科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应按照“双高”(高职称、高学历)、“双师”(讲师、工程师)、双能(理论教学能力、实践教学能力)标准,建设“三双”型师资队伍,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升师资队伍水平。

试点怎么试?

首先是科学制定试点实施方案。一要搞好顶层设计,明确办学的指导思想与定位。二要明确试点工作的“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试点要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教学体系、实训课程、师资队伍、职业培训、信息技术等方面全面展开,落实试点措施、强化试点督导,争取早出成果。三要强化组织、人力、物力、财力保障,成立校级试点工作领导组和试点工作办公室,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开展。

其次是补齐职业本科办学短板。试点学校升本时间较短,存在一些先天不足与办学短板,特别是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与“双高”师资的短板急需补齐。一是补齐学科建设的短板。由于试点学校在高职专科阶段不强调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意识普遍淡薄,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应坚持以专业建设为龙头,以学科建设为支撑,适度提高学科建设的地位。二是补齐科学研究的短板。大学的基本职能包括科学研究,试点学校应尽快补上这块短板,侧重在现代职业教育研究、科技应用研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与行业企业技术攻关研究等方面早出成果。三是补齐“双高”师资短板。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急需一批具有“双高”素质的学科专业带头人,强化教师的科研与学科素养,提升既有博士学位又有正高职称教师比例,培育、引进一批具有扎实专业理论知识、较强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的领军人才。

再其次是“学、做、悟合一”。“学、做、悟合一”是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实践的主要方法,也是出模式、出标准、出成果的主要途径。其中学习、研究是前提,应认真学习研究《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研究借鉴国内外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办学经验,总结办学规律,结合本校实际,探索试点的具体方法。做实试点是关键,应全面落实试点实施方案,建立健全满足本科层次职业大学办学功能的内部管理机构及运作程序,落实专业人才培养标准,构建满足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毕业要求的课程体系,做实、做细、做好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悟出规律是升华,要将学习研究、试点实践与探索领悟相结合,悟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本质与规律,形成职业本科办学范式,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等方面出成果,为国家研究制定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人才培养标准、教学标准等提供参考,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提供鲜活的实证经验和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与路径。

(作者系河南科技职业大学副校长、教授)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11-05

 

 

 

 

 

 

 

 

 

职业教育如何破局 是一道典型的中国式发展难题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据国家统计局和教育部的最新数据,中国现有中等职业院校10340所,高等职业院校1423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

大而不强、多而不精,是中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后新的痛点。尽管已经分别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职业教育仍是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

职业教育如何破局,仍是一道典型的中国式发展难题。

“国家着急了”

“国家极为重视职业教育。然而,作为产业主体的企业并不愿意参与,作为学习者的个体也不愿意接受。这是长期困扰职业教育发展且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关键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教授徐国庆说。

事实上,在决策者看来,职业教育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它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一度尝试“以职养职”,将职业教育从行业、企业中剥离出去,走市场化路线。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选择导致了中职教育的迅速滑坡,以及随之而来的“技工荒”。

2002年~2005年,国家史无前例地连续三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会议。在2005年的会议上,时任总理温家宝宣布“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拉开了国家对职业教育大规模投入的序幕。

“你把这些年的政策连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对于职业教育这个薄弱环节,国家着急了。在普及了义务教育之后,教育投入的增量是优先发展学前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实际上,迫于经济的需求,还是选择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然后再补学前教育的短板。”北京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和震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道。

在和震看来,发展职业教育是一条被发达国家印证过的路径。他说,“但凡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经济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就会急剧提升,职业教育的价值也会被广泛认可。”

作为研究者,和震一直很忌讳使用“平民教育”“差生教育”等概念,反对给教育和人贴标签。“不能说某种教育适合某种人,职业教育类型化的核心是课程性质的不同。与普通教育相比,它确实存在不同,但也是不可替代的。”

这种不可替代性是双向的:既满足社会对职业技能人才的需要,也丰富了个体选择——尽管有一些是被动选择。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为平民阶层、弱势群体提供了最基本的教育保障。据悉,中国职业院校90%以上的学生都来自普通家庭。

和震认为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非常值得而且合算,既提高了国民素质,又避免了很多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他觉得职业教育的“政治正确”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生源、经费、深造通道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有分析认为,除了以“示范校”“优质校”为代表的10%,职业院校剩下的90%日子都不好过。

日前,在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现场会上,东部某省教育厅一位副厅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职教育“严重营养不良”,高职教育则“长期处于亚健康”。

严重营养不良,指的是基本办学条件太差。这位副厅长说,“中小学有个教室有块黑板有个好老师就行了,但是职业教育不行,它需要实训,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职业教育就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还处在一个欠发达阶段。”

无独有偶,中部某省的一位教育厅副厅长在现场会上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中职教育基础不牢,职教体系就会地动山摇。” 生源、经费、深造通道是他关注的三大问题。

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来中职招生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占高中阶段招生总量的比例维持在40%左右,原先大体相当的“职普比例”正在逐渐失衡。中职教育的蛋糕越做越小。

高职院校的资金状况也不容乐观。虽然与普通高校数量相当,但是2018年全国12013亿的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中,高职院校只有2150亿元,仅相当于总额的一个零头。

职业教育地位低、资金少,还要承受普通教育畸形发展带来的恶果。

“本科教育重病缠身。”上述东部某省教育厅副厅长在分析职业教育困境时表示,“二十年前,中国的本科教育包括大中专教育都是精英教育。1999年高考扩招后,高等教育大众化,但培养模式还是过去的精英教育模式。社会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可是我们的本科教育占那么大的比例,分布结构严重错位。”

一个引人关注的新趋势是,一些无法就业的本科毕业生甚至到高职、中职“回炉再造”。“这些普通本科高校的毕业生高不成低不就,想当白领没有那么多岗位,想当蓝领又没有那个技术。”这位副厅长说。

2014年开始,国家多次提到要试点地方普通高校向应用型本科转变,让高等职业教育这个“龙头”更有吸引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大部分本科院校对此并不积极。相反,各类高职院校对“升本”充满了热情,一心想“去职业化”。

2015年,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就曾公开表态,“原则上中职不升为高职,高职不升为本科。”根据产业、行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国家希望保持与之相适应的、稳定的中、高职结构,希望各学校“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在各自的定位上潜心办学”。

今年6月初,首批15家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职业大学”,但变的是名字,不变的是“职业”属性。据悉,这15家高职无一例外都是民办高校,且升格后,校名都保留了“职业”二字。

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在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现场会上重申,“高职专科不会再有一所(通过)升格为本科(去职业化),这条路走不通了。”    同时,孙尧还代表教育部表态,全国1200多所普通教育本科高校,除了以“双一流”为代表的研究型高校,剩下至少有一半应该向“专业能力和技能导向”的应用型本科转变。

“企业是用户,是上帝”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天然地要与企业紧密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也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形成了“政府主导、学校本位、企业缺位”的尴尬局面。

2019年4月,发改委、教育部联合印发《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该《办法》称,进入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目录的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教育部同时还公布了24家“先期重点建设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议名单”。

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在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现场会上强调,“如果学生是我们的产品,企业就是我们的用户,是我们的上帝。一定要动脑筋,想办法把企业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感兴趣,愿意合作。”

不难看出,政府迫切希望通过政策的引导,改变校企合作“一头冷一头热”的现状。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加快产教融合,仅靠一些示范企业远远不够,应该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

事实上,以法律形式保障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中企业的地位和利益也提了很多年,但《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工作却迟迟未能落地。据悉,诞生于1996年的这部法律更多带有“宣示性”,但规定性、约束性不强。

2008年,全国人大曾将《职教教育法》修订列入年度重点工作,但是实质性修订工作至今仍未完成。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再次提出,“推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为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对于《职教教育法》修订的“难产”,有受访者认为,职业教育行业的实践变化太快是一个重要原因,即便是行业自身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也在不断更迭中,而法律则需要相对固定成熟的共识。

相比之下,一些地方在立法上走在了前面。比如,今年3月江苏省在全国率先推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统筹考虑、合理界定各方责任,着力解决校企合作中的突出问题。

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志磊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对于企业而言,在产业创造的财富中自我保留的越多,职业教育越能对其高附加值、高技能专用性的岗位提供人才,需要其承担的成本越低,其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意愿就越高。

但实际情况是,高昂的硬件成本、管理成本,有限的收益和人员的流动性都严重抑制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合作积极性。在企业的账本上,投入产出比是首要问题。

职业教育滞后于行业发展是企业不积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苏州某台资企业工作多年的一位人事经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非有特别大的科学突破,否则职业院校的知识体系可能几十年都不会变。“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不少职业院校实验室里的示波器都是20年前的,你到了企业怎么去做检测?”

这位人事经理表示,即使是订单式培养的学生到了企业之后可能也要进行3到6个月的脱产培训才能上岗。“半年左右的时间没有产出,一直在半工半学,这对企业来说蛮头疼的。”

是误人子弟,还是定位精准?

“宁愿到星巴克端盘子,不愿到职校学本事”“宁做工资两三千的白领,不做工资五六千的蓝领”“进工厂还不如送快递来得自由”……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歧视使得大多数家庭不愿意把孩子送到职业院校。

一些学生即便进了职业学校,也会千方百计地升学,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一位职业院校老师透露,在他们学校60%~70%的学生都会选择升学。    但也有例外,比如称为“网红”的小龙虾学院就成了不少学生和家长追捧的香饽饽。

今年夏天,湖北省江汉艺术职业学院潜江龙虾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拿到了普通专科毕业证书,据说这批学生毕业之前就已经被“预订”一空,薪水高达6000元~12000元。

2017年,潜江龙虾学院成立之初就一炮而红,甚至引起了主管部门的关注。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就曾表示:“有的学校开出了龙虾专业,不能够这样……专业的设置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是有科学性的,不能够误人子弟。”

面对批评,校方自认为并不违规,因为他们开设的并不是“龙虾专业”,而是专业目录上的烹饪工艺与营养、餐饮管理和市场营销专业,只是将烹饪小龙虾作为重点。

打擦边球也好,品牌炒作也罢,潜江龙虾学院可谓是名利双收。据悉,2019年它的招生人数已经扩大到200人。在职业院校普遍招生困难的背景下,成功逆袭。

“小龙虾学院听起来不太好听,但是人家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发展得挺好,从养殖到烹饪涵盖了整个产业链,定位很精准。”北京师范大学和震教授表示,“这也反映了国家认知和市场需求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异。”

不仅有小龙虾学院,还有热干面研究院、健身学院、电梯学院,都是职业院校的常规操作,这些以校企合作为主的二级学院反映出职业教育“全口径”服务于国民经济的特性,同时也与所在区域的产业发展紧密相连。

事实上,“网红”专业在职教体系中的占比很低。业内人士认为,与这些“短平快”的服务业技能人才培养相比,高成本的工业技能人才培养才是职业教育的重点。

数据显示,2018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排前三位的专业分别是: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97.1%)、电气化铁道技术(95.9%)和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95.5%)。

没人报考,也要永远保留

职业教育是工业化的产物。对中国而言,这也是一个舶来品。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现代学徒制……都曾是中国学习的对象。

早在1985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试点就在中国6座城市展开。1994年,中德职业教育合作纲领性文件诞生,成为中国迄今唯一签署的政府间职业教育双边协议。如今,中国已成为德国职业教育出口的最大市场。在“德企之乡”江苏太仓,双元制已经推行多年,积累了较好的本土化经验。

6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德国考察时特别提到,职业教育是中德教育合作的一张靓丽名片。

事实上,学习哪一种职业教育模式,首先面临的是选择哪一种产业发展道路。

华东师范大学徐国庆教授认为,走高端制造业路线的国家,必然以要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作为支撑。领先全球的美国经济以技术创新和金融控制作为增长点,它的职业教育并不直接服务于产业,而是服务于人的发展,因此被也称为生涯教育。这种产业路线降低了对工人技能水平的依赖。

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震教授看来,高技能路线和技能替代路线的差异非常明显。前者以德国双元制为代表,强调对工人技能的依赖,后者则以美国的流水线生产为代表。

在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志磊看来,“中国大陆既学德国、也学美国,但是做起来好像越来越像中国台湾。”

台湾职业教育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重理论、重学历。遍布台湾的“科技大学”事实上就是职业院校的同义词,这既是满足学校、家长“升本”冲动的产物,也造成了学历泛滥和口碑断崖。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一名只考了18分的学生居然上了本科。    不少学者认为,相比之下,新加坡的经验更值得中国借鉴。

一位曾经在新加坡学习过的政府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地政府对职业院校的层次、数量都有严格的把控,中职院校永远保持在35%的比例。“按理说他们有经济条件让大家都上大专、大学,但如果那样,基础技术工人就没人做,就会出现结构性短缺。”

因为国家小、人口少,新加坡政府要求把人力资源规划精确到95%以上。与此同时,政府还会对招生进行干预和引导,即便像焊接机加工这样的专业没人报考,但也要永远保留。

华东师范大学徐国庆教授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以高端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是明智的选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以职业教育为手段,加强对专业设置、专业选择的计划和引导,避免像英国一样,因为职业教育与产业模式不匹配而导致制造业竞争力下降。

来源:新浪教育综合 2019-07-30

 

 

 

职业院校混改如何加快落地

 

“忙,太忙了,我现在每天主要工作就是迎来送往。”在日前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研究联盟第三届研讨会上,联盟秘书长郭素森拉着记者倒“苦水”,他所任职的山东海事职业学院,因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山海模式”,吸引了全国各地职业院校来“取经”。“最早只是院校自己来,现在都是政府、企业、职业院校组团来;以前来只是泛泛地了解,现在都是带着具体任务和重大使命来。”郭素森在迎来送往中感到了一种转变。

据了解,全国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研究联盟2018年1月在山东潍坊正式成立后,引起了众多职业院校的关注。联盟成立时,理事会成员还只有17个省份的70家单位,到了半年后召开第二届研讨会时,理事会成员已经增加到24个省份的115家单位。就在这届研讨会召开期间,又有15家单位申请加入,队伍不断壮大。

“探索”到“鼓励”,混改为何从上到下受关注

郭素森的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职业院校越来越重视混合所有制改革。这种重视,有职业院校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有政府部门的压力传导。

近一年来,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探索发展”走向了“鼓励发展”。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的表述是:“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而今年出台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则提到,“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培训,鼓励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职业院校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

响应国家号召,山东、新疆、河北等地开始了试点工作。2016年山东省教育厅确定了9所职业院校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2018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公布了13个职业学校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项目;2019年2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河北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实施方案》,其中包括《职业院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办学试点方案》,8月,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在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等三所院校开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办学试点的通知》,这也是全国首个由省政府直接推动的混合所有制试点。

辽宁省教科院副院长高鸿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为了混合而混合,更不是改变其办学性质及治理体系,与民办职业教育形成重合效应,而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产教融合问题。”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王烽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混合所有制是校企合作的高级形式。”

雷声大雨点小,体制创新为何如此艰难

“目前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包括混合所有制实训基地、职教集团、营利性职业院校、企业学院四种。但现在绝大多数都是类混合或者说泛混合,真正意义上的混合很少。”王烽告诉记者。

确实,从研讨会上各院校的经验介绍中,记者听到较多的是介绍双方的“合作协议”,对外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

体制创新的艰难,首先体现在观念转变的不易。关于学校的办学属性,在我国教育法律中只有“公办”和“民办”两个概念,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虽以一个“混”字概括了其办学属性,但由于人们的思维定式,依然会有疑惑,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到底算民办还是公办?

对此,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雷世平提出一个有力的观点:“混改的关键,就是要冲破非公即民的办学范式,形成混合所有制、公办、民办不同性质的办学组织形式。”他认为,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既不是传统的公办职业院校,也不是传统的民办职业院校,它是既有“公办”资源优势,又有市场经济特色、“民办”色彩浓厚、机制灵活的新型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组织形态和体制机制的重大创新。

“混改中最难的是产权明确,”作为一所成立了9年的混合所有制职业学院的掌门人,山东海事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王敬良对此深有感触,“由于法规制度不完善、混改政策不明确,公共财政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类资本顺畅地参与职业院校混改存在着很大障碍。”

此外,学校法人治理结构的构建,也是操作中的难点。雷世平告诉记者,公办高职院校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为其法定代表人;民办职业院校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大多数实行董事会(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长、理事长或者校长担任法定代表人。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法人治理结构是依据高等教育法,还是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来设计?这让很多学校犯了难。

高鸿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由于办学法人主体的确定、生均补助及专项经费的拨付、人事编制、产权划分、治理机制等重大改革内容涉及太多的领域和管理部门,在缺少顶层设计的前提下,沟通协调成本太高,阻碍了改革的推进。

从类混合到真混合,这张“结婚证”怎么扯

“类混合就好比婚姻中的‘同居’。必须把‘协议’换成‘结婚证’,才会受法律的保护。”郭素森打了个有趣的比喻。

“蹄疾步稳”,河北省教育厅职成教处副调研员史帆在介绍河北的经验做法时,用了这样一个词。由于这项改革涉及资产评估、性质认定、收益分配、人事管理等多项核心问题,复杂而敏感,必须要有政策支撑,所以河北省教育厅会同12个省份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试点方案,并先后经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省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由省政府正式印发。同时制定工作方案和推进流程,形成了系统推进试点改革的政策组合,为院校大胆闯、大胆试搭建起一道防火墙。

在河北省的试点方案中出台了4项支持措施——扩大试点学校办学自主权,给予财税支持,加强政策协同,建立容错纠错机制。“这项改革的系统和复杂程度,不亚于当年的国企改革。应该说,河北能迈开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一步,得益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支持,为协调有关部门统筹推进改革提供了‘尚方宝剑’。”史帆如此总结。

谈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山海模式”,王敬良介绍说,学校的法人治理和内部运行有四个特点:一是特色鲜明的办学体制。实行“党委领导、董事会决策、监事会监督、专家办学、教授治学”。二是管办分离的政校关系。学校的国有资产为政府把控学院办学方向、强化党建工作提供了强力支撑,社会资本则为学院自主办学提供了法理依据。三是多元办学的法人治理,董事会、监事会和办学团队三驾马车各司其责。四是市场导向的内部运行。实行“人员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职位能升能降”的干部人事制度,为骨干教师落实公办院校教师同等社会保障待遇。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二级学院法人的构建取得了突破,据学院副院长周永明介绍,这是在学校校企合作进化之路中实现的。校企合作的初级版,采用的是企业订单班和院系冠名形式。中级版采用的是校企、校地共同投入合作举办产业学院的形式,如2010年成立的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阳明学院。高级版采用的是校企共同投入,注册登记成立法人学院。今年成立的宁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中德学院,由校企共同出资注册登记成立法人机构,引进专业运营团队自主办学。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二级学院法人的构建,巧妙解决了办学资质、国有资产处理、教学资产处理、管理体制、办学经费管理、教师队伍管理、法人注册登记等问题。对此,周永明有一个深切的感悟——大胆创新与借机突破,“体制机制设计需要创新思维,借助产教融合改革试点等契机寻求突破,实际突破则由政府专题协调体制机制,只有这样混合所有制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11-05

 

 

 

 

 

 

 

 

 

 

 

 

 

 


 

 

教育部:加强高校实习基地和实习信息化建设

 

近年来,在高校和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用人单位共同努力下,产学研融合不断深入,大学生实习工作稳定开展、质量稳步提高。但与此同时,有些高校对实习不够重视、实习经费投入不足、实习基地建设不规范、实习组织管理不到位等现象仍然存在。

意见提出,高校是学生实习管理的主体,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在强化实习组织保障方面,高校要健全工作责任体系,加强实习基地建设,支持有条件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加强实习信息化建设。同时,高校要加大实习经费投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高校实习工作的监管。

教育部高教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针对高校实习管理的实际情况,意见推出了多项改革举措,一是错峰实习,结合实习单位实际,灵活安排实习时间,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高校扎堆实习,导致实习单位接收能力不足的突出问题。二是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实习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校企双方的实习需求信息对接。三是支持虚拟仿真项目建设,对于难以实现现场实习的问题,开发相应的虚拟仿真项目替代现场实习。四是鼓励开展研究性实习,推动多专业知识能力交叉融合,探索解决实习教学需求与实习单位需求相互脱节、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的矛盾。

来源:新华网201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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