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位置: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 图书馆 >> 学术动态 >> 浏览图书馆信息

学术动态2019年第07期 (总第76期 )(三)

更新时间:2019年12月16日 | 
阅读: | 
作者:tsg | 
[] | 
[关闭窗口]

职业教育的学生发展与管理

 

为职业院校学生的人生赋能

沈剑光

 

今年,教育部联合有关部委集中释放了一批含金量很高的政策红利,包括高职扩招百万、启动双高建设、1+X证书制度试点、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等,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但我们必须正视,在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仍是“短板”,职校学生无论是在学历、职位、收入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都缺少人生出彩的机会与条件。

当前,积极转变对职校学生的负面评价,寻找挖掘职校学生的潜能与优势,通过合理设计职业教育通道为其生涯发展赋能、助其人生出彩,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旨归与追求。

“标签”固化禁锢职校学生成长发展

在过去较长的时期内,职业教育始终被作为一个层次而不是一个教育类型。现实中,社会公众对于职业教育存在较深的偏见,将职校学生贴上“学困生”“后进生”等标签,这些标签禁锢了这批学生,让其不能发现自己闪光的一面。

从家庭层面来看,大部分职校学生在学业表现上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一个无法提供基础性支持的家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一项针对中职学生的调查发现,近80%的学生来自农村,约20.8%的学生来自贫困县,约77.31%的学生的家庭年收入少于5万元,43.1%的学生有过留守经历等。许多父母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来源,而疏忽了对子女的关怀与照顾,无力为子女的学业给予有效督促和帮助。

从学校层面来看,大部分职校学生都是在现行选拔考试中因成绩较低而被筛选下来的“落榜生”,是传统精英教育理念的牺牲品。

从社会层面来看,全社会尚未形成有利于技术技能人才发展的健康氛围和制度环境。有调查表明,仅有6.0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技术工人享有较高社会地位,而61.62%的人则认为地位不高。这背后所折射的不仅仅只是技术工人在待遇和收入方面的相对劣势,而更重要的是技术工人在职业尊严与社会声望方面的严重缺失。

视角转换发掘职校学生的潜能优势

如何转变当前社会普遍对于职业教育的偏见?

从职校学生的个人体验而言,现行考试制度出彩的学生大都是在数理逻辑智力和语言表达智力占优势的学生,而绝大部分职校学生认为自己优势不在于语言表达和数理逻辑之类的智力,且自己潜能远远没被挖掘。那些在升学考试中“落败”进入职业院校的学生,仅仅只是在注重言语能力和数理逻辑能力的纸笔测试中不具备智力优势,而他们的智力优势往往就在于纸笔测验无法体现的领域,包括动手操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等。

从职校教师的教育观察而言,职校学生的潜能优势主要表征为操作实践型特征。研究表明,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风格主要倾向于外向、直觉与感知,具体表现为形象思维活跃、动手操作灵活等学习特征优势,能较快地获取经验性、操作性与策略性的知识。据调查,绝大部分(78.4%)的中职学生认为自己的学习潜力远没有被挖掘,而他们的优势至少表现在屡败屡战的意志力、丰富的爱心、很强的动手能力以及发达的形象思维等方面。因此,对于职校学生而言,在学习内容方面,更加适合程序性技术类知识与技能;在学习方式上,更加适合观察、模仿、演练、动手操作类的实践学习。

从行业企业的用工评价而言,较之普通学校的毕业生,职校毕业生不同程度地具有心理品质方面的长处,只不过这些潜能长时间地被压抑着,处于未被激活的状态,或者是表现在学术学习以外的活动中,如屡败屡战的意志力、较低的定位期望、较强的可塑性以及充沛的精力。近年来,不少企业反映职校学生愿意从基层做起,能够吃苦耐劳、服从企业安排,并且具备较强可塑性,因此在就业竞争中优势明显,远远超过了他们当初上职校的预期。

人生赋能助力职校学生成就出彩人生

赋内在驱动之力,就是要缓解职校生对于学业学习的自卑心理,以发掘他们的积极力量、品质为出发点,引出其心中被长期遮蔽的成长本能,重新形成自我认知、明确发展目标。

赋技术操作之能,就是要面对人工智能不断增能、数字化加速转型的新时代,提供最适合职校学生智能优势的教育内容,促使其成为自己生涯发展的主宰者,成为我国工匠人才队伍的主力军。

赋生涯晋升之机,就是要打通学历学位、职业资质、人事待遇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最终出口,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具体到教育内部,一是要设计公平合理的选择机制,赋予学生选择不同类型教育的公平机会,改变由于考试、选拔、录取等机制缺陷而造成的不同类型教育层次高低之分的现状,让选择不同类型教育的学生享有同等的发展利益。二是要建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课程互认、学分互认、学生自由流通的渠道,消除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壁垒,建立职业教育的立交桥,畅通职教学生成长通道,让技术技能人才有不断上升发展的通道。具体到教育外部,相关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力量要对技术技能人才的人事、福利等相关政策进行统筹安排,特别是构建初级、中级、高级到特级的技师晋升机制,率先为高技术技能工人赋能,给予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薪酬待遇,营造全社会尊重、崇尚技术技能人才的氛围。(作者:沈剑光,系中国职教学会城市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宁波职教学会会长)

来源:《光明日2019-10-29

 

 

 

 

 

高职生比本科生更易就业?透视“蓝领用工荒”真相

 

近年来,就业市场数据中一个突兀的对比是:职教生在人才市场的受欢迎程度,要高于大学本科毕业生,且已经呈现初步趋势。
  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8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为91.5%,与过去4届相比略有下降;而2018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为92.0%,与过去4届相比稳中有升,并且已经连续两年,高职高专毕业生的就业率高于同届本科。
  智联招聘的《2019年职业教育人才就业景气度报告》也印证了这个趋势:当前大专和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分别有3.7个岗位和2.3个岗位机会,远高于其他学历人才。
  然而,与两到三个蓝领岗位才面对一个高职院校毕业生的“用工荒”,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中国职教生相对于10年前居然缩招了3成的现状。
  为什么数据上看起来,高职高专生的就业比大学本科要好?为什么一些媒体报道中月薪过万,且有两三个岗位可供选择的高职院校,还在缩招?

1.“蓝领用工荒”是表相,真相是“就业信息垄断”

《中外管理》:对于当前两到三个蓝领岗位才面对一个高职高专毕业生的“蓝领用工荒”,您如何看待?
  胡光书:我认为首先反映出的是就业信息垄断的问题。
  作为本应是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人才就业服务平台,目前大多数是由私营企业在经营。这些人才服务公司实际上发挥的是国民经济里重要的促进就业率的作用,但事实上大量的就业信息被它们所垄断。
  而政府所做的一些工作,只不过是暂时性的政策或要求,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设施,这是我国在促进就业上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政府需要打造相应基础设施的必要性所在。作为政府部门,需要真正有效地促进用人企业与待就业群体双方的信息公开和对称。
  比如,很多招聘信息和资源局限在一些寡头公司里,那么招聘需求、人才库或人才数据就成为了各家机构垄断的资源。就好像我们去租房子,现在很难找到直接的租户或房源,只能去找中介。而“良心中介”比较稀缺,黑心中介却很多。但就业是关乎国计民生、有社会性的重大课题。但政府对这些公共平台建设和有效管理方面,做得还不够。
  比如:一到求职季,政府都要呼吁高校促进就业,但这不是一个政策,也没有平台和机制,没有一个窗口能够让用人单位和求职者能进行公开透明的对接,缺少充分沟通的渠道。尽管“校招”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能够进入校园的企业毕竟是少数。无论是用人企业还是学校,很多事情都被外包出去了,既省事又省成本,而这些资源也就由此被垄断了。
  因此,看似是“用工荒”,实则有一部分原因是劳资双方信息不匹配所致。
  2.中国不存在真正的用工荒,更深的问题是“管理”
  《中外管理》:为什么很多制造企业说找不到蓝领工人?是否有一些好的办法,可以缓解这一社会现象。
  胡光书:我们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蓝领用工荒”看起来是企业招不到蓝领,但有没有分析哪些是由于企业发展扩容、需增加人手进行招工?而哪些是由于自己管理不善,人才不断流失造成的“事故”,这要进行区分。
  其次,企业是否明确自己真实的用工需求: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否有明确的“人才画像”,是否存在现有员工使用不当的现象等。
  再次,企业是否面临急剧扩张,而造成了难于招人。试问,你见过华为、阿里巴巴这类企业面临“用工荒”吗?BAT们通常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却依然能招到人。因此,一方面企业的雇主品牌和企业魅力,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你的员工为什么流失?是不是说明你管理不善,或者存在不重视人才培养、人岗不匹配等问题。
  比如:沿海很多企业的员工离职率达到60-70%,基层员工1年下来几乎要换一遍。而且,有些老板明确提出“员工要有一定的流动性,不然就会是一潭死水。”但如果企业是这样的人才观和用人观,员工在这里恐怕既找不到归属感,也找不到动力。
  有的老板说:员工很势力,别的企业高出100块钱他都要走。而你要去想一想:为什么自己的员工为了100块钱就会走人?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把企业和人才经营好。因为大多数企业的经营不善是企业自身的责任,招不来人是经营的结果。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在我看来大都是伪命题,中国事实上不存在“用工荒”。因为据我了解,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很多时候是离职率超高造成的所谓用工荒。换个角度来说,你如果能把人留住,难道还吸引不到人吗?
  3.做蓝领还是做白领不是关键,自我实现才是
  《中外管理》:企业中有种说法,年轻人从观念上就不愿意做蓝领,这是社会上高学历蓝领人才不足的一个观念性原因。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胡光书:“妖魔化”求职者,是一些企业常犯的毛病。年轻人永远是社会进步的力量,尤其是在经济活动中。因此,企业对人才的价值观和态度,决定了员工是否愿意留在企业里。很多经营者、老板或学者做出的判断是:年轻人不愿意做蓝领。但实际上,作为劳动者,他在乎是否能在工作里找到乐趣和自我价值,是否能找到成长的方向和通道,找到自己的“职业锚”。我相信很多人是在寻找自己成长的目标,而最终并不一定限定自己到底是要做蓝领还是做白领。人更在乎的是,自己置身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里,会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
  因此,人首先需要以物质驱动,如果连社会平均水平都达不到,谁还甘心做蓝领?另外,我们常常把问题的实质给掩盖了,把责任推到求职者身上去。但是,比如在德胜洋楼、霍德电子这类行业优秀企业里,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都能够得到企业的培养。那么,员工自然愿意在这里工作和成长。
  《中外管理》:中国人常常认为上技校,乃至上高专都是无奈之举,考不上大学本科便不可能有出息。因此,这是不是造成所谓“蓝领用工荒”的原因?
  胡光书:这是我们的工作观、价值观问题。这个时代,一定要让你的员工知道: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你能够获得什么,而在于通过你的努力和付出,能够去创造什么的价值。我们不要去跟他们单纯地谈高尚的情操,而是要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社会的基本逻辑——你对这个社会有用、对外部有用、对别人有用的时候,你才具备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和基础,这是因果关系。
  同时,无论你的学识、学历有多高,学历本身并不具备财富价值,只有转变成成果之后,才具备价值。而不是说,我有这些学识,所以你要先给我付出相应的对价。我认为现在学校教育中,比较缺乏的一堂课就是教学生们如何学以致用。作为学校教育,也需要解决的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4.日本年轻人也不甘上“高职”,但有“职业锚”
  《中外管理》:有种说法,日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程度远高于中国,在这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胡光书:我们的社会对于白领和蓝领,大学生和技校生,确实存在着偏见。不过日本也并非我们所猜测的那样,日本年轻人就很乐意去上“专门学校”或“短大”(相当于我国的职业技术学校)等。
  但是,日本年轻人知道作为一个人,要能够找到自己正确的人生坐标,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它。如果一个日本学生判断自己不可能考进四年制本科大学了,那么就会找一个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工作。例如:有些日本年轻人初中毕业就进入丰田创办的职业学校,从那一刻起他就变成了丰田的员工。并且,在未来,他也有可能去上学,有其明确的发展空间和通道。
  另外,有些年轻人认为既然考不上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这样的一流学校,那么选择这样一条道路也挺好。日本年轻人始终是从自我实现的角度出发,也就是我能提供多大的社会价值和贡献,真正把个人能力发挥到最大。当然,日本年轻人也并不甘心于此,也会希望自己有提升和创新。

事实上,人性都是一样的,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没有人能上大学,却偏要找个技校,那只是一种假象。只是日本社会的发展让年轻人能找到自己的职业锚,而且比较务实。

来源:《中外管理杂志2019-09-25

 

 

 

 

 

 

学历重要还是能力重要

 

    前段时间,两则新闻似乎在网上又引起了人们对学历和能力哪个更重要的讨论:故宫今年在招募新员工时,规定报名者需要有名牌大学硕士以上的学历,最终报名的4万人只有1.7万人参加了考试;华为招聘的8位2019届博士生年薪最低89.6万元,最高201万元。

  近些年,“学历更重要,还是能力更重要”的争论经常出现。自高校扩招以来,严峻的就业形势逐年加剧,一些名企偏好名校毕业生、看重学历,导致名校和非名校之间的话语冲突彻底撕裂,也进一步促使公众追问“学历和能力哪一个更重要”。

  整体来看,现有的争论大多都是将学历和能力简单对立,但实际上两者的关系要复杂得多。

  从概念和内涵的角度出发,学历和能力谁更重要是难以衡量的。学历的含义在我们的思维意识中很清楚:是专科还是本科,是硕士还是博士,是名校还是非名校。然而,谈到能力,往往都是空洞的、模糊的、概括性的话语,很难给它下一个具体、清晰的定义,它既包括学习能力、生活能力,也包括工作需要的各种能力(领导、组织、沟通、交往的能力、技术和本领等),还可以指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目前来看,学校教育和企业岗位对学生的能力要求并不一样,学校教育在本科阶段对学生的考核偏重理论知识的掌握;在研究生阶段偏重理论思考、科研创新、论文写作能力;而企业对员工的要求又超出了学校教育的范围,导致校企之间存在一定的断裂,没法无缝对接。

  学历和能力之所以矛盾对立,根本原因在于招聘阶段企业对非名校毕业生的“歧视”。

  工作岗位的资源是稀缺的,真正适合的、优秀的人才并非遍地都是。因此,企业在选择员工时是要付出代价的,包括时间和经济成本。

  在高等教育入学率越来越高、毕业生越来越多、个人求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很难依靠面试这一简单的环节锁定合适的人选,因此就需要设定一定的选择标准。设定标准的目的本就是要区别对待,为了高效率地获得人才,企业只能缩小范围,从整个群体考虑,将对象聚焦在名校,毕竟,优秀群体出现优秀个人的概率更大。

  从一些名企招聘的具体岗位来看,对应届生开出百万元年薪的工作岗位,一般都是自然科学范围内高精尖、科技前沿的工作,这类人才当然需要从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的层次考虑。不得不承认,非名校也会有科研能力强的学生,但是,重点高校的资源条件、科研实力是普通院校无法相比的,名企青睐名校,不过是为了达成岗位与个人的高效匹配,节约成本。

  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企业的这种“歧视”代表着一种经济性、工具化的过滤程序。企业不是慈善机构,有自由选择的权力,既然法律没有任何规定,仅从道德上去苛求企业别“只看学历不看能力”,并无现实意义。

  一般而言,我们对现象的认识、归纳和总结都是不完整的,而是基于一定的规律,有选择性地为自己的论点作出“证成性”辩护。比如,有些文章通过总结一些大企业的总裁和经理人的毕业学校和学历,以得出学历的重要性,殊不知,这种小样本统计的前提就已圈定在名企和高管阶层;还有很多学历不高也能通过个人努力和勤奋而发家致富的案例,在中小微企业、草根创业领域中出现得更多。

  换言之,学历和能力哪个更重要,受到个人、企业、岗位、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现实社会的复杂性总是超出我们的概括能力,人们对规律的概括和总结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遇到与自己不在一个层面上的讨论,人们总能找出一些漏洞或反例。

  现实是,不同人才所具有的学历和能力,既可以结合,也可以彼此割裂,并不只是“学历低能力高”“学历高能力低”这两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情况,还有“学历低能力低”“学历高能力高”“学历一般能力一般”等,在大学毕业生“过盛”的时代,最后一种类型的人恐怕占据人才市场更大的部分。

  吊诡的是,尽管有些话语的争论最终会落到“能力更重要”上,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人们的行为已经作出了相反的选择。每年高考期间,我们对父母送考、全社会为高考打开便利通道早已习以为常,还有“考研热”逐年升温,已经就业的人也会辞职加入考研大军……凡此种种,恰似说明这是个“学历更重要”的社会。

  归根结底,学历是显性的,能力是隐性的。有些能力需要在工作中通过时间来自我发现和历练;有些能力则是天生的,根本没有办法弥补。但是,通过主观努力、刻苦学习来提高学历则是可以实现的。必要时,学历甚至可以掩盖某些能力的欠缺。钱钟书先生曾在《围城》一书中打过的比方或许有些夸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9-08-17

 

 

 

 

 

 

 

 

 

 


 

 

高等职业教育党建与思想政治教

 

消除高校专业课课程思政实施的误区

彭爱萍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目前全国高校已掀起课程思政推进的热潮,但是在轰轰烈烈的课程思政实施中,专业课的课程思政存在一些误区,一定程度阻碍了课程思政的有效推进。

    误区一:专业课课程思政认识的片面化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课程思政进展如何,思想认识起决定性作用。一些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政理解有误,存在以下片面认识:一种认识是把专业课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混同化,认为课程思政就是课程思政化,把课程思政要求的“充分挖掘”专业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片面地理解为不顾一切地“过度挖掘”。这样不仅会顾“思政”而失“专业课程”,而且会因同质信息密度过大,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另一种相反的认识是把专业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割裂化。有的专业课教师认为,自己的职责是知识传授与专业技能培养,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政课教师和学生工作部门的事情,对学校开展的课程思政活动持冷静观望或被动参与态度,这说明有些专业教师没有真正认识课程思政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如果说在传统社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对教师的形象赞誉,学生灵魂的塑造是教师的职责;那么在开放时代尤其是当今智能化时代,学生的灵魂塑造和精神培养更为重要,因为知识与能力可能被智能机器人取代,但人的灵魂是无法取代的。所以,作为教育工作者之一的专业课教师,更需要把人的价值观培养放在重要位置,主动把“价值体系、知识体系、能力体系”的有机融合作为专业课的课程观。

    误区二:专业课课程思政目标的模糊化

    实施课程思政,要厘清和明确课程思政的目标定位。目前对课程思政的标准制定和指导还在探索中,由此带来一些专业课教师对专业课程的思政目标制定不明确、不具体。我们知道,一切教学活动以教学目标为导向,且始终围绕实现教学目标而进行。教学目标分为课堂教学目标、课程目标、教育成才目标三个层次。这就要求高校相关部门和专业课教师遵循教学规律,进行分级课程思政目标的制定。对专业课课程思政目标的制定,既要服务于大思政目标的实现,又要指导具体的课堂教学小思政目标的设计。其一,课程思政目标的制定维度。学校教务部门、专业负责人、课程负责人需要共建环环相扣的多级课程思政目标,即学校的课程思政总目标→专业的思政目标→专业课程的思政目标→课堂的思政教学目标。其二,课程思政目标的实现维度。专业课教师在课堂上面向学生进行信息传播,期望学生的变化不专指知识和能力的提高,还包括感情的沟通、精神的愉悦、事实的澄清、态度和行为的改变等。所以,专业课程的教学目标应集知识、能力、思政“三位一体”,其中的思政目标是学生的情感、态度、行为等方面的多重显效。

    误区三:专业课课程思政实施主体的单一化

    专业课课程思政的实施主体主要是专业教师,专业教师的“道术”越高,学生的获得感越强,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越好。可以说,课程思政对专业课教师的要求较以往都高。但事实上,不论是专业教师的个体素养,还是专业教师团队的整体力量,都滞后于课程思政的高要求。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课程思政推行时间不长,一些专业课教师个体素质还停滞在原有的知识能力圈层,需要快速冲破知识能力的单一层面,实现本学科专业知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及相关的传播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的多元整合,进而实现话语体系的融合及“专业课教师+思政课教师”双重角色的转变。二是课程思政教师团队力量的单一化。目前,大多数专业课教师仍在各自为阵地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迫切需要得到整合与指导。高校可成立课程思政教学指导委员会,并将同一专业任教的思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组成对口帮扶教师团队。有条件的高校还可扩大规模,组建“1+1+N”多人作战团队,集结专业课教师和思政课教师及相关的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教师组成教学知识链团队,提升课程思政实施主体的综合能力。

    误区四:专业课课程思政内容的拼接化

    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邱伟光教授对课程思政概念的阐释,即“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寓于”一词形象地点明了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的关系,课程思政不是把两者简单拼接,而是两者的有机融合和无缝对接。笔者认为,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更要遵循教学规律,凸显专业课程的学科特点。因为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的承载体,只有专业课程这个承载体站稳了,其承载的思政内容才能有效着陆;专业课教师只有保证专业课程的含金量和吸引力,才能在此基础上发挥好育人作用。

    要做到思政内容与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专业课教师需要把握融入的思政内容比例、时机频次、方法技巧。高明的课程思政内容设计,是将思政内容这颗明珠犹如“天女散花”般“洒”在专业内容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适度设计融入节点和融入频次,采用潜在的、不易察觉的隐性传播方式,做到专业内容与思政内容“转场自然”,使学生情感与思想自然升温、“水到渠成”。

    误区五:专业课课程思政评价的浅表化

    采用量表进行教学测评是教师课堂教学最主要的评价方式。虽然目前大多数高校教务部门在教学测评中增加了课程思政测量指标,但是课程思政测量指标相对弱化,难以全面客观评价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如果说传统的专业课程教学是“物质场域”,主要评价学生知识和能力的获取;那么新兴的课程思政教学应是“物质场域+精神场域”,评判的维度应是“知识+能力+精神”的综合实现。因此,目前需要建立课程思政的科学评价标准和可行性的评价指标。一是适当增加课程思政效果的测量指标和权重;二是从课程思政目标的制定、思政内容的选择、思政内容的融入方法、学生对课程思政的获得感等维度进行全面评价;三是在量化测评基础上加强质化评价,如增加教学督导课程思政随堂听课的点评及对学生课程思政学习效果的深度访谈等。

    总之,目前专业课课程思政改革还处于不断探索与研究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误区。但随着课程思政建设的成熟,所有课程协同育人的“大思政”效应将会得到更好的发挥,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会更好实现。(作者系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本文系该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2016BS004]成果)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11-07

 

 

 

 

 

 

 

 

 

 

 

 

 

 

 

 

 

 

 

 

 

 

 

 

 

 

 


 


 

 

努力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杨莎莎

 

如果将思政课比作“烹饪大餐”,那么食材好不好、有没有营养、厨师水平高不高、就餐环境怎么样,就成为思政课能否成为“金课”的重要指标。为了烹饪思政金课这道“大餐”,使其变得“有意思”“都爱听”“真相信”,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练就“好厨艺”上可谓下足了功夫。

该校为思政课定下了这样一个“小目标”——立足新时代,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身边榜样生动融入课堂,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有内涵、能“解渴”、显个性的思想政治理论“金课”,培养又红又专的时代新人。目前,该校思政课满意度达98.42%。

“就餐环境”多元化

教室内外皆课堂

思政课只能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侃侃而谈?当然不是。近两年,湖南工业职院不断扩大思政课“就餐地点”,把课堂搬到“图书馆报告厅”“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等地,真正实现了“就餐环境”多元化,让学生们在形式多元的“第二课堂”深化课程理解、坚定理想信念、体悟使命担当,领略不一样的思政课魅力。

9月20日下午,该校卓越工业文化讲坛第十一讲现场,来自“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数名讲解员为该校师生带来了《光辉榜样——刘少奇的初心和使命》主题系列宣讲。数名讲解员通过情境讲述、朗诵、音诗画等多种形式,从不同方面展现出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不少观众热泪盈眶,现场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是该校与“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成功搭建“馆校联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后,馆校合作举办的首次校内思政课活动。

该校还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把课堂搬到“图书馆报告厅”,真正让思政课“活”起来。邀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技术能手、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关键技能带头人”罗军走进思政课堂,与学生们分享“罗军大螺距螺纹反向车削法”等多项技能创新成果,以及他30年扎根技术生产一线的成长成才之路;邀请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岳阳“笑脸哥”李国武,与学生们分享“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快乐与收获。各行各业的专家、名人、技能大师亲身讲述自己的学习成长经历,灵活运用实地讲授这种深具感染力、穿透力和生命力的形式,教育引导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不要觉得思政课就是混学分,你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说起思政课,该校大二学生匡丽婷觉得一些学弟学妹的认知“有误区”,在她眼里,每节思政课都有新的思想被激活、有新的技能可以获得。

提高思政“食材”保鲜度

时政热点融入教学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阵阵歌声从湖南工业职院2211教室传出,这并不是在上声乐课,而是一节面向大一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课”,主题为“盛世华诞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节刚过,思政课教师及时更新教案课件,将国庆阅兵盛况的细节融于课程讲解中,并通过1949年阅兵和2019年阅兵的对比图片,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祖国在70年里取得的辉煌成就。

当看到徒步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挺进时,学生们群情振奋,不时发出“太帅了”“燃爆了”的赞叹。该校2019级电商专业学生陈灿表示,听老师讲新中国70年的奋斗历程非常激动,“这个时刻大家的心思一致,那就是爱国。阅兵场面真是太壮观了,尤其是在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我激动得流泪,觉得作为一名中国人特别骄傲”。

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苏茂芳说:“把国庆大阅兵及时融入思政课堂,能够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思政教育课。”为保持思政“食材”新鲜,思政课教师们时刻关注国家形势与政策、社会热点和焦点、身边榜样事例,为思政课注入鲜活材料,不仅有效激发了学生们的好奇心,使课程的吸引力和教育效果直线提升,还能帮助学生们正确辨别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

除此之外,思政课教师们十分重视价值引导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充分借助“本省红色革命文化”和“本校卓越工业文化”,把爱国主义教育、工匠精神培育贯穿渗透到课程教学中,引导学生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思政课成为学生真心喜欢、能“解渴”的思政金课。

提升教师“厨艺”精湛度

多种形式因材施教

思政课教师是烹制“金课大餐”的厨师。为了让思政课不但“有意义”,还特别“有意思”,湖南工业职院的教师们不断提升“厨艺”精湛度,让学生在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中受到感染。

近日,该校学生廖宇钊捐献骨髓进行生命接力的“身边事”,就被思政课教师作为案例在课堂上讲述。学生们在观看廖宇钊捐献骨髓的视频时纷纷为他点赞,并把他封为新时代的“校园明星”。

“故事是传递情感的最好载体,而这些师生身边的‘小人物’、发生在师生身边的小故事,对学生的感染力更大、渗透力更强。我们要讲好身边的中国故事,把思政课打造为有力度、有厚度、有深度、有温度的课堂。”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向桂珍如是说。

此外,该校思政课教师们不断探索实践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依托手机APP、微信等互联网信息化教学平台,全面打造“互联网+思政课”教学体系。通过“微助教”“微弹幕”进行话题发起、点名或随机提问、抢答、测试、开放式问答,有效提升了思政课教学的亲和力和参与度,吸引学生主动靠近、自动连接。

“课堂内外,我们会通过手机APP抢答、测试等,参与学校‘青马社’组织的形式多样主题教育活动。越来越‘有意思’的思政课已成为‘网红课’。”该校机电一体化专业2018(1)班学生梁千喜说。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被该校立项为学校网络课程,其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成功立项为“湖南省高职教育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我们还将继续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思政课改革创新要坚持‘八个相统一’,大力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有机融合,努力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湖南工业职院党委书记刘建湘表示,得益于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多措并举打造思政金课,学校思政课教学实效已得到有效提升。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11-12

 

 

 

 

 

 

 

 

 

 

 

 

 


 

 

国外职教

 

把英国最好的职业教育资源带到中国来

 

“经过英国老师的培训,我们的教学目标更加清晰了,授课方式变化了,学生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了。”在第三届中英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论坛上,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的教师张金玉高兴地与大家分享她参与CEBVEC项目的收获。

11月9日,由中英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委员会主办的第三届中英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英国尼思港塔尔博特学院、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中英职业教育卓越中心的外宾及全国各地职业院校的代表参与了此次会议,围绕英国学徒制在中国的开展进行了深入研讨。

课堂与生产脱节、教育与企业脱节、学生技能水平不高等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瓶颈问题。这些难题如何破解?中英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委员会联席主席黄亚辉认为,中国或许可以在英国找到一些方法。他介绍,英国是现代学徒制的发源地,职业教育注重与企业相结合、注重学生技能的培养。以英国尼思港塔尔博特学院为例,该院一直开展学徒制教学,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其专业覆盖汽车维修、金融与会计学、电气自动化等领域,毕业生不仅能够掌握企业所需的基本技能,更能较为快速地融入企业,适应职场工作。多年来,该院不仅为英国培养批技能人才,更吸引了十几个国家的留学生,培养了一大批国际化的“匠人”。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李兴志从1998年开始研究英国职业教育,在他看来,英国职业教育的确有很多可借鉴之处。“与我们比较概括的教学大纲相比,英国的教学大纲会提出非常具体的培养目标,而且每个目标背后都可以细化为3-4个具体的考核标准,这样明确的指导非常有利于技能人才的标准化培养。”既然英国有现成的经验,为何不快速引入中国,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水平?“英国职业教育的理念很好,考核也很科学,但放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还是无法应用,中国学院的本土化改造的能力不足。”李兴志说。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2018年中英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委员会主动整合英国资源,纳入包括英国政府、英国行业组织及一批顶尖的英国职业院校,集中最优势的职业教育项目向中国推广,英国尼思港塔尔博特学院的CEBVEC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通过CEBVEC项目,英方将为中方院校量身定制职教方案,共同培养学生。参与该项目的中方学校,在教师培训、专业课程设置、教学目标设定、课程教材开发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英国专家手把手的指导。中方经过培训和第三方考核后,可以获得英方的专业认证,开展学生的联合培养,学生毕业后同时获得中方的文凭及英方的专业证书。

“项目的好处在于,学生在国内就能接受到英国式的职业教育,而花费却远远低于出国留学。我们测算,参加联合培养项目的学生只比普通专业多花费两万元左右。”哈尔滨市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孙百鸣对CEBVEC项目非常看好,他认为,这种模式将为带来全新的教育理念及专业设置标准,会大大提升中国职业院校的技能教学水平,帮助中国职教快速与国际水平接轨。

会议中,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和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分别与中英职业教育卓越中心、英国尼思港塔尔博特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此前,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开展了项目,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职业教育正在快速发展。我们非常愿意与中方一起探讨面向未来的职业教育方案,培养更多优秀的‘匠人’。”尼思港塔尔博特学院院长马克说。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11-13

 

 

 

 

 

 

 

 

 

 

 

 

 

 

 

 

 

 

 

 

 

 

 

 

 

 

 

 

比利时职业教育助学生多元成才

 

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把奋力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细化为具体行动。随后,作为落实职教20条重要举措和职业教育“下好一盘大棋”的重要支柱之一,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

国家相关政策和实施方案将进一步了引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在此过程中,积极吸收国际经验将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弯道超车”,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比利时职业教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为学生们提供接受各类不同教育、通往成功就业的机会,并注重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对于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比利时拥有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全国共有12所大学、45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17所高等艺术学院。比利时的职业教育主要由两个系统提供:一是由公共教育系统提供的职业教育课程,包括中等教育学校、高等专科学校以及成人教育中心;另一个是由区域一级的培训机构提供的职业教育课程,通过非全日制教育中心为青年人提供学徒制、为失业者和工人提供创业及成人职业相关培训。

01

公共教育系统下的职业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

学制4年,学生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分为两个阶段。学习者可以选择以下三种途径中的一种:中等技术教育,全日制职业中等教育或15岁起接受非全日制职业中等教育(双元制)。

高等职业教育

大学学院提供以专业为导向的学士课程,为期三年。任何拥有专业学士学位的人都经过培训,可以立即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也提供过渡性课程(为期一年),使他们能够获得硕士学位。例如,在比利时佛兰德语社区22所大学开设了57个专业本科课程,分为10个研究领域。

成人教育

接受成人教育的学生必须年满15岁,并完成了前两年的中等教育,或者年满16岁,具备所选课程的必要水平。成人教育是模块化的,具有连贯的培训学分体系。任何培训单位都可以与其他培训单位结合,学生以获得一套专业、专业资格或教育资格的综合技能。

02

区域一级培训机构提供的职业教育

为失业人员和工人提供的成人职业培训:主要由4个组织进行监督——设在佛兰德语社区和布鲁塞尔的民主联盟(佛兰德语),瓦隆尼亚的leForem,佛兰德语社区中的Arbeitsamt(ADG),布鲁塞尔布鲁塞尔组。

为青年人提供的学徒制和创业培训:课程由布鲁塞尔的中产阶级就业和职业培训部、瓦隆尼亚就业和职业培训部、贝德克的德语社区部、教育部审查和教育组织部、及位于佛兰德语社区的工作和社会经济部负责。

比利时三大区域职业教育的特点

政府资金投入力度大

比利时各个行政区重视加强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特别是对那些直接关系到劳动力市场的教育项目。比如,各行政区通过建立专业中心来推动全职就业方案,比如布鲁塞尔法语学院团体委员会投资了26.4万欧元,用于推广三明治式培训课程;同时,德语区也投资了268万欧元成立三明治式培训课程中心。

社会职业教育机构提供指导与咨询服务

比利时三大地理行政区的劳工就业服务机构在协调政府政策和帮助培训机构与求职者协调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劳工就业服务机构为青年和成年人提供各种就业服务以及指导和技能测试。其中有两个最历史悠久的机构是佛兰德工作与培训办公室(VDAB)以及社区和区域就业和职业培训办公室(FOREM),为求职者和雇主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

规范的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机制

比利时高等职业教育形成了高等职业教育侧重培养学生专业操作技能的传统,高职院校和企业联系紧密。政府通过投资培训项目,促进高职教育和企业加强合作。同时,通过就业服务机构强化就业指导和支持。校企合作的特点是国家通过教育和就业投资,引导高职院校和企业合作,使企业承担本单位员工的部分培训费用。同时,通过政策引导和鼓励校企合作,高等职业院校作为职业技能培训者可以根据企业需要,通过签订合同与企业用人单位开展合作,培训企业员工。政府和企业签订关于员工培训的合同,约定企业培训事项,并给予财政补贴。

高职教育券制度

比利时地方政府高职教育投资和培训投入通过教育券的形式体现出来,教育券的采用使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的发展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支持。为年轻人节后高等职业教育和发展职业技能,提供了制度保障。为了加强培训,各地区和社区都需要为参加职业培训的人员提供培训劵。政府、受训人和企业都需要缴纳费用,以促使培训机构发展学员的知识和技能。

尊重学生自主选择

比利时的职业教育体系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为学生提供一切受教育的机会。以佛兰德语区为例,6年制中学教育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两年,第二阶段起又分为普通、职业、技术、艺术4个方向,学生可根据个人意愿、特长自由选择,无论何种方向均可获得中学毕业证书,并免试升入任何佛兰德语区的高校(医学等个别专业除外)。

 

比利时职业教育改革

2014年第6次国家改革以来,所有的就业和职业培训措施的能力都转移到了地区/社区。以前在联邦一级管理的措施的部分仍在联邦实体内执行。各区域已主动采取许多行动推动改革,或由公共当局、部门基金或企业推动审查工作,例如开放企业、展览和研究交易会、为学生提供贸易发现。财政或后勤支助措施由区域当局(公共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和联合委员会通过部门盟约组织。

在比利时,各级采取了各种措施,支助和促进初级和持续职业培训,并为此提供资金——

专业部门在其各自的平等委员会框架内,主要组织对薪金雇员的持续培训;

区域当局支助旨在求职者和雇员的培训机制,以支助当地公司,并管理雇员享有受教育假的权利、就业合同和协定的内容以及除其他奖金外减少雇主费用的措施;

社区负责学校、社会心理医疗中心、青年服务和永久教育方面的许多资料和咨询措施。

来源:澎湃新闻2019-08-13

 

 

 

 

 

 

 

 

 

 

 

 

 

 

 

 

 

 

 

 

 

 

 

英国政府学徒制诉求转化为社会公共诉求的路径

刘育锋

 

近年来英国政府采取了大力改革与发展学徒制的政策,通过战略性文件发布、学徒制成果宣传、基本制度设立以及整合各方力量提升学徒制质量等举措促进了相关各方达成需要改革与发展学徒制的共识,将政府诉求转变为社会多元相关者诉求。英国学徒制相关经验,对我国全面推行学徒制试点具有启示意义。

一、塑造共同目标,形成学徒制愿景共识

英国政府利用资源和制度优势,通过一系列战略性文件,大力宣扬技能开发是国家战略;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成果,向社会发布学徒制是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学徒获得更高收益、更好发展的培训模式,对学徒制的公共投入可以获得巨大回报。因此,学徒制发展,不仅是政府的诉求,也应该是雇主、学徒和全社会的诉求。

(一)学徒制发展,政府诉求

英国政府在多个文件强调技能和学徒制发展对国家的总体意义,政府高官也通过各种渠道强调这一观点。

英国提出学徒制改革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包括“满足雇主和国家的技能需求,从而使学徒完全胜任其职业”,不仅如此,学徒制还要“使学徒完全具备可迁移技能”“扩大学徒制的参与度和社会流动性”以及“与更广泛的政府战略相适应”,为此“有助于政府的行业战略并促进更大的社会公正”等。英国政府的一些高官也经常通过一些渠道表达技能的重要性。2003年英国教育和技能部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文件《21世纪技能:认识我们的潜力》报告,即“技能战略”。当时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教育和技能部长查尔斯·克拉克、贸易和工业部长帕特里夏·休伊特、财政大臣戈登·布朗以及工作和养老金大臣安德鲁·史密斯在报告的前言中提出,英国人的技能是“国家至关重要的财富”,因为技能有助于“企业实现竞争所需的生产力、创新和盈利能力”,有助于“提供人们想要的有质量和可选择的公共服务”。学徒制作为技能开发的一种成功模式,英国政府也多次强调其重大意义。英国教育部在2016年发布的学徒制经费文件中提出,“学徒制有益于雇主和个人,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有助于提高经济生产力”。为此,英国学徒制改革要“提高学徒制的质量和数量,使更多的个人有机会追求成功的职业生涯——无论这是他们在就业阶梯上迈出的第一步,还是在当前企业或行业内取得的进步”。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英国政府和官员在很多文件中和场合内,不仅大力宣传学徒制和技能开发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也强调学徒制对于雇主、个人的意义,努力达成政府、雇主和学徒在学徒制改革发展中利益的一致。

(二)学徒权益保障,增强学徒制吸引力

为吸引更多人选择学徒制培训,英国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包括保障学徒权益的最低工资标准,设立高等学徒制和学位学徒制以及取消学徒年龄界限等等。

1.最低工资标准

英国规定了学徒的最低工资和作为雇员的权利。所有年龄学徒在学徒期第一年的最低工资相同,都是每小时3.9英镑。此后,按照规定,学徒有权享受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依据年龄的不同而最低工资标准不同。学徒年龄在18岁以下、18~20岁、21~24岁和25岁以上的学徒,每小时最低工资分别为:4.35、6.15、7.7和8.21英镑。学徒的正常工作时间和作为学徒制培训的时间都有权获得报酬。与其他雇员相同,学徒享有包括假期和产假在内的相同的就业权。

2.取消学徒年龄限制

1994年引入现代学徒制时,主要针对18~19岁的年轻人,聚焦国家职业资格3级(NVQ3)证书。2004年引入了2级学徒制,对3级学徒制资格进行了修订,同时取消了学徒制年龄最高限制,即25岁以上的成人能够成为学徒,这极大地扩大了学徒范围。

3.引入高等学徒制和学位学徒制

2006年引入了高等学徒制。2015年3月启动了学位学徒制,推出9项新的行业设计的学位学徒制,包括特许测量、电子系统工程、航空航天工程、航空软件开发、国防系统工程、实验室科学、核、电力系统和公共关系。引进学位学徒制目的是“扩大获得专门化职业的机会”使得更多人员可以在专门化职业就业,“帮助雇主获得最高层面所需技能以提高其业务的生产力”,进而支持企业获得“国际竞争所需的更高水平技术技能”。英国政府清楚地知道,学位学徒制的成功“取决于雇主和大学的合作”。雇主需要牵头开发学徒制标准。为支持这一工作,英国政府提供了800万英镑的发展基金,以“帮助大学和合作伙伴根据雇主的需求收集情报,并迅速制定相关条款”。学徒们将在大学和工作场所学习,不需要支付学费还能够获得报酬。与其他层级的学徒相同,学位学徒制的费用由政府和雇主共同承担。

高级和高等学徒制得到企业和学徒的欢迎。高级水平(3级)2013—2014年占学徒总数的33%,此后逐步上升,2016—2017年达到40%,到2017—2018学年达到了44%。高等学徒级别(4~7级)的学徒出现以来,一直出现快速上升态势。从2013—2014年间仅占2%,2016—2017年间达到7%,到2017—2018年达到了13%。英国政府通过政策法规,满足了学徒的基本经济需求和发展需求,还通过法规明确了学徒制的在岗培训、离岗时间比例,开发能够反映企业能力要求的标准,增强了学徒制的吸引力。

二、吸纳相关者观点,增强政策认可基础

尽管学徒制对于政府、雇主和学徒有重要意义,但学徒制发展需要合理有效的政策作保障。英国政府经常委托有关人员组成独立小组,对学徒制实施情况进行研究,以理解现状和问题,提出克服问题的建议。在对以上研究所提建议进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英国学徒制政策。经过这些过程出台的学徒制政策,社会基础比较广泛,社会可接受度较高。

2001年3月,当时的教育和就业部长David Blunkett指定现代学徒制度咨询委员会在9月底之前向部长和学习和技能委员会就现代学徒制发展、促进和执行的三年行动计划提交报告。为执行这一任务,该委员会进行了研究并于2001年9月发布了《现代学徒制——工作的方式》报告。2004年底,英国政府要求利奇勋爵考虑“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繁荣、提高生产力,并改善社会正义,技能开发的长期目标是什么”的问题, 2005年12月发布了《英国的技能:长期的挑战(中期报告)》。

2010年,当时的教育部长Michael Gove认为英国的“国际竞争对手拥有更强大的制造业”,而英国的“技术教育仍然比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弱”。为解决这一问题,他邀请艾莉森·沃尔夫教授审查19岁前的职业教育,并就“确保职业教育能够促进高等教育和就业”提出建议。沃尔夫教授在执行这一审查任务时,收到了来自个人和团体的数百份意见书。在对英国职业教育审查的基础上,于2011年发布了《职业教育审查——沃尔夫报告》。

基于英国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青年频繁换工作、雇主重视工作经验等社会环境分析与对职业教育体系的系统审查,沃尔夫教授提出了英国职业教育面临的若干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建议。例如,英国有许多16岁和17岁的孩子“试图找到一个真正有进步机会的课程或者一份永久性的工作,但都没有找到”。又如,“1/4到1/3的16岁后人群主要选择低水平职业资格,其中大多数几乎没有劳动力市场价值”。再如,“不到50%的学生在关键阶段4结束时(15~16岁)达到英语和数学GCSE(A*-C级)基本标准,而18岁时,这个数字仍然低于50%。”英国有“太多14~16岁的学生正在学习价值很低或没有价值的课程”,原因是“绩效表激励学校提供这些不能充分反映能力需求的资格”。

针对近年来英国学生不能很好地“了解特定选择可能产生的后果或者哪些课程和机构质量高”的问题,沃尔夫教授认为“政府责任是让每个人都能得到这些信息”,要“告诉公民真相”,即“提供准确有用的信息,以便他们能够做出相应的决定”。针对英国职业教育存在的“极其复杂和不透明”问题,沃尔夫教授认为这是因为英国在过去20多年内,注重微观管理,官僚主义成本不断增加,“中央政府重复、重叠指示,以及复杂、昂贵和适得其反的结构所致”。为此,教授提出“英国体系需要大大简化”。

沃尔夫教授认为,未来职业院校“关注学生的需求,而不是政府机构的需求”,政府要“退出微观管理”,应该“把重点放在监督和保证质量、提供客观信息等关键作用上”。报告还建议要通过拨款和问责方式的改变,解决“鼓励院校引导青年人做出容易达成的选择而不是有助于他们进步的选择”问题。此外,报告还提出,“学徒制框架完全应由SSC制定并不合适,……对框架的审查还应考虑如何提高灵活性和对当地劳动力市场和条件的反应能力。”教育部和商务创新和技能部“应根据国际上的最佳实践,审查学徒合同安排,以提高效率,控制单位成本,并减少与不增值的经纪或中间商活动相关的摩擦支出”,等等。

英国政府希望“对英格兰学徒制进行独立审查,并将此任务委托出去”。该任务“由一位高层独立的商业人士领导”“对学徒制度进行批判性审查”。英国政府提出了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如“学徒制的核心组成部分应该是什么”“学徒制应为谁服务”,学徒制资格“是否得到雇主的认可和重视”等等。政府要求该审查在2012年秋季完成并提交报告。2012年11月发布了《理查德学徒制审查》报告。报告在审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建议,如“应该重新定义学徒制”“学徒制应该聚焦结果”“政府应该为获得最好的资格而设立竞赛”“测试和认证过程应该独立并受到产业尊重”,等等。

为使中小企业主“在学徒制中获得更多的控制权,并使其对中小企业需求做出更大的响应提供建议”,英国教育、商务、创新和技能部长以及继续教育、技能和终身学习部邀请杰森·霍尔特负责审查工作,就如何激励中小企业参与学徒制培训提出可行性建议。杰森先生拥有多家独立经营的中小型企业(霍尔茨集团),他还是非营利霍尔茨学院的创始人。该学院是英国唯一政府认可为更广泛珠宝行业提供培训的机构。英国政府与霍尔特先生签署协议,要求其提出如下具体建议:“改善中小企业学徒计划的推广工作,使中小企业更容易决定如何招聘学徒”“进一步加快和简化流程和现行要求,减少中小企业招聘和雇用学徒的官僚作风”;“其他可能影响中小企业学徒计划经验的因素”等。杰森·霍尔特先与大量的中小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机构进行了讨论,对91个机构进行了访谈。在此基础上,杰森·霍尔特于2012年发布了《让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学徒制:杰森霍尔特的评论》,提出了“提高对学徒制利益的认识”“中小企业从培训提供商那里获得最好的服务”,以及“学徒制计划的所有权和责任以及消除障碍”三大建议。

2013年3月,英国教育部、商务创新和技能部共同发布了《英格兰学徒制的未来:理查德评论的下一步》。包括技能部长、教育部长和商务、创新和技能部长在内的三位部长在前言中表示,“Doug Richard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改革案例,以确保所有的学徒制都是严格的并能满足雇主的需求”,部长们同意Doug Richard对学徒制评估结果和提出的观点,表示“必须赋予雇主权力,使他们成为学徒制核心”,同意“把标准和质量提高,以提供雇主和学徒真正认可的学徒制”“雇主的声音最好不是通过代表机构来表达,而是通过他们准备支付什么来表达”。部长们还表示,为迎接Doug Richard提出的挑战,他们希望与雇主、教育工作者以及所有学徒相关人员合作,制订长期的解决方案”等。为进行学徒制改革,英国政府以研讨会和书面形式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咨询。通过咨询,确认了政府支持Doug Richard观点的合理性。正如当时的技能和企业部长Mattew Hancock在《英格兰学徒制未来:执行计划》前言中提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3月份发布的咨询文件中,我们证实了我们对Doug Richard推荐的以雇主为中心的方法的支持,并就如何使之成为现实征求了意见。”

2015年11月,技术教育独立小组由技能部长成立。小组的任务是“就改善英格兰技术教育质量、特别是简化目前过于复杂的系统并确保新系统提供21世纪最需要技能等行动向部长们提供建议。” 2016年4月,该独立小组完成并发布了《技术教育独立小组报告》。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如“虽然政府有必要设计国家的整体技术教育体系,但必须以雇主设计的标准为核心,以确保其在市场中发挥作用” “取消当前的颁证机构市场模式” “学徒制局尽早审查所有现有的学徒标准,以确保标准之间没有实质性的重叠,并且每个标准都是职业标准,而不是公司特定标准”等。很多建议也被英国政府采纳。

在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制定科学有效的政策和制度。英国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依靠社会力量诊断问题,提出建议。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征求意见,这种注重社会力量参与学徒制决策的做法,即政府与社会多元共治,使学徒制政策实施更能被社会认可,更具有可行性。

三、明确各方职责,治理机构碎片化问题

在学徒制发展进程中,英国出现大量与学徒制相关的机构。随着改革的推进,这些机构的职责发生了变化,导致一些机构之间职责不明、关系不清、效率低下,存在碎片化问题,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在学徒制执行过程中的职责。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国政府颁布实施了《学徒制问责制声明》,明确了学徒制相关各方的职责。

由于种种原因,英国学徒制相关者多元且多变。有学者在反思英国建筑业现代学徒制发展时提出,英国“政府半官方机构数量激增”,且“持续重组和重新品牌化”,这些机构“有执行政府技能政策的职责,造成混乱,导致技能体系缺乏一致性”。此外,还存在“雇主角色的表述不清晰”问题。当雇主有多条途径可以表达它们的观点时,“问题就更加复杂了,这导致了政府半官方机构‘混乱和困惑’”。

这种机构繁杂的情况不仅在具体行业部门,在整个英格兰的正式技能体系机构也存在。有学者提出英格兰拥有大量的机构,包括“4个规划和经费拨款机构、4个监管或检查机构、5个政府部门、9个代表教育提供者的机构、10个支持机构、12个战略机构和16个独立的支持机制(Besley,2008年)”。不仅机构的数量多使系统显得复杂,而且由于机构快速变化带来的职能和制度变化进一步增加了治理的复杂性。

英国一些与学徒制相关的机构变化快速。如,学习和技能委员会2001年成立,2010年关闭;英国就业与技能委员会2008年成立,2017年关闭。行业技能委员会于2004年引入,但其职责和运行机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等等。这些机构的快速变化,增加了英国学徒制治理的复杂性。

学习和技能委员会(LSC)是由英国商务、创新和技能部和儿童、学校和家庭部共同赞助的非行政公共机构,于2001年4月根据2000年《学习和技能法》成立。它取代了先前的72个培训和企业委员会以及英格兰的继续教育资助委员会。2006年LSC的年度预算为104亿英镑。由于“灾难性的管理不善”,2008年3月17日英国政府宣布废除LSC。LSC在运行10年后于2010年3月31日关闭,其职能由技能拨款局和青年人学习机构取代。

英国就业与技能委员会(UK)是一个由政府资助、行业主导的组织,为英国的技能和就业问题提供指导。它在行业技能发展局和国家雇主小组合并的基础上,于2008年4月成立,于 2017年3月关闭。英国就业和技能委员会是一个非行政的公共机构,向英国政府提供技能和就业政策方面的建议。一些具体的项目随着UKCES的关闭而结束,如雇主所有权资助的项目、行业伙伴关系项目和英国未来计划项目。UKCES的一些工作职责转入了其他机构,如全国范围内的雇主调查(如雇主观点调查和雇主技能调查),标准、资格和框架的制定等等。

行业技能委员会(SSCs)是由雇主领导的行业组织,于2004年引入。SSCs不以营利为目的,要与商务部门合作以提升行业的技能,还承担技能需求研究的职责。SSCs有四个关键目标,分别为:支持雇主制定和管理学徒标准;减少技能差距和短缺,提高生产率;提高行业部门员工的技能;改善学习供给。SSCs旨在通过了解其行业未来的技能需求,促进国家职业标准的制定、学徒制框架和新学徒制标准的设计和批准,并制定行业资格战略,从而实现这些目标。英国共有15个SSCs,这些行业技能委员会约覆盖英国劳动力的80%。过去,英国就业和技能委员会(UKCES)承担批准SSCs的职责。

一方面,一些机构被关闭,一些机构相关职责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成立了新机构,如学徒制局。为理清学徒制相关机构之间的关系,英国政府吸取了有关批评意见,于2017年颁布了《学徒制问责制声明》。该声明依据学徒制有关职责和任务,如,总职责、标准开发、审查和批准、学徒制培训、评估、证书颁发、拨款等,明确了包括教育部、教育与技能拨款局、学徒制局、Ofsted(教育、儿童、服务与技能标准办公室)、HEFCE(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和QAA(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等相关部门的职责,使相关职责处于一个治理框架内,围绕学徒制而相互关联,避免了相关机构碎片化问题。

四、研究并公布学徒成果信息,增强社会对学徒制发展的信心

英国对学徒制实施进行了满意度调查和相关效益研究,并及时公布有关信息,增强了相关各方对学徒制改革发展必要性的认识。

英国实施的有关调查表明,学徒们普遍对所接受的学徒制培训感到满意。2014年对学徒的一项评估表明,85%的学徒认为他们从事工作的能力得到提高,83%的学徒表示他们的职业前景得到改善。总体上,学徒们对所接受学徒制培训的满意度达到89%。不仅如此,研究表明,完成4级或以上学徒制培训的学徒们在他们的一生中平均可以多赚15万英镑。2级学徒可多获4.8~7.4万英镑,3级学徒可以多赚7.7~11.7万英镑。

绝大多数雇主也对学徒制感到满意,满意度为82%。调查表明,65%的雇主提出近期在企业完成学徒制培训的所有人员仍在为自己工作, 70%的雇主认为通过学徒制培训提高了企业的产品质量或提升了服务水平。而且,雇主对学徒培训的成本在完成后的1~2年内通过学徒生产率的提高而能够得到补偿。为此,84%的雇主计划继续提供学徒制培训,其中约1/3的雇主计划增加学徒培训人数。由于认识到学徒制的意义,83%的雇主主张实施学徒制,有40%的雇主愿意主动向其他雇主推荐学徒制。

英国政府对学徒制的实施也感到满意,因为学徒制的实施,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研究表明,政府对第2和第3级学徒制的每一英镑的投资,分别可以获得26~28英镑的回报。

英国学徒制受到各方欢迎的事实,在英国制造业行业得到了具体体现。SEMTA是先进制造业和工程(AME)行业的行业技能委员会,是由雇主领导的非营利性组织。工业学徒委员会(IAC)是SEMTA集团的一部分,每年对全行业学徒进行调查并发布年度报告。IAC2018报告表明,学徒制在英国先进制造和工程企业中大受欢迎。调查表明,有91%的父母支持或非常支持他们的孩子选择学徒制;85%的学徒认为他们接受的学徒培训质量好或很好;96%的工业学徒正在为注册资格而学习;79%的学徒认为得到了公平或很好的报酬;91%的学徒高兴或很高兴他们自己做出的学徒制选择;约有90%的家长会向其他的家长推荐学徒制;82%的学徒在培训结束后希望在相同企业就业;有90%的学徒表示希望未来5年内在相同行业中就业。

五、全国设立学徒制周,营造社会氛围

为庆祝并宣传学徒培训对个人、企业和更广泛经济的积极影响,使社会各界更积极参与学徒制,2008年英国设立了学徒制周,2019年是英国第十二届学徒制周。该活动由教育和技能拨款局的国家学徒服务中心负责协调。教育和技能拨款局是英国教育部的执行机构之一。

学徒制周每年主题不同,2019年的主题为“开拓道路”。学徒制周举办一系列活动,向社会介绍学徒制成果并公布学徒制改革重要举措等,包括BBC等具有影响力的电视台和社会媒体给予报告。学徒制周活动是开放的,鼓励学徒、雇主和权益相关者参加。为此,活动协调单位针对雇主、学徒和相关者参加学徒制周活动开发了专门材料,就参加学徒制周的方法、渠道,利用带有学徒制周的标识介绍学徒或雇主的经验以及通过参与学徒制培训或提供学徒制培训所获得的利益,等等。

英国学徒制周的活动,人员和机构自愿报名参加。学徒和雇主通过包括推特、博客等各种交流工具向社会介绍自己关于学徒制的切身经验和感受。这种案例性事实,配以电视台等节目的安排和政府的宣传,提升了社会对学徒制的认可水平。

六、分析与启示

英国政府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角度,提出了改革发展学徒制以开发技能和提高生产率的诉求。同时,通过提出学徒最低工资标准、引入高等学徒制和学位学徒制、取消学徒年龄限制的措施保障学徒的经济和发展权力,使国家诉求与学徒诉求具有一致性;在执行学徒制相关政策过程中,通过委托专家、企业等相关人员与机构进行相关研究,期间进行了大量问卷与访谈,政府在吸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政策,学徒制相关政策具有较好的事实依据;英国还开展了对学徒制满意度和效益的调查研究并公布其结果,设立了专门的学徒制周,使得雇主、学徒、政府以及更大范围的相关者认识到了学徒制对于学徒、企业以及社会的价值,促进了将学徒制的政府诉求转变为社会诉求。

在推行现代学徒制或新型学徒制过程中,为使学徒制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英国有关经验有如下启示:

第一,通过制度设计,进一步明确学徒权益。尽管我国有关文件提出了保障学徒权益要求,但一些内容并不明确。如《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企业应当“依法依规”保障学徒“基本劳动权益”,并按照“有关规定”支付报酬。学校、企业、学生三方协议要明确校企在保障学生“合法权益”方面的责任。在此,“依法依规”指的是什么“法”什么“规”,文件没有说明。按照“有关规定”支付报酬,这一“规定”指的是什么不清楚,要保障的学徒“合法权益”是什么也没有具体说明。有必要在政策性文件中进一步明确学徒权益具体内容,使相关各方明了内容并可以操作。

第二,加强对学徒制实施结果的定量研究,提供依据以说明学徒制推行不仅是政府的倡导和要求,也是学徒和企业等相关各方的要求。在推行学徒制过程中,存在学生和家长不愿意,企业不积极等问题。这一问题存在的原因多样,其中不了解学徒制意义,尤其是不了解学徒制对学徒和企业的意义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实施学徒制的结果如何,学徒是否比没有接受学徒制培训的人们有更大收益,企业收益如何,都需要有客观且科学的数据为支撑。有必要开展深入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开发能够反映学徒制成效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及时收集有关数据并公布成果。

第三,在政策形成与修订过程中,有必要委托第三方开展相关研究。英国在学徒制相关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委托了包括企业、专业人员等在内的第三方开展了有关学徒制具体问题的研究,包括企业对学徒资格的观点、中小企业对学徒制实施的意见、学徒制标准开发以及行业部门在学徒制体系中发挥的作用等。英国政府在吸纳很多研究报告建议的基础上形成了学徒改革政策和措施,较好地促进了学徒制的发展。学徒制涉及相关者众多,有很多内容需要深入研究和梳理,有必要委托第三方开展系统而深入研究以获得学徒制相关者真实意见与多种可选择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关政策和举措,能够使相关者有拥有感,便于政府和社会目标一致性的达成。

第四,在职业教育活动周期间,设立专门的学徒制内容。2015年5月我国启动了首届“职业教育活动周”。这一活动对于社会各界了解职业教育,形成崇尚技能的社会风气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必要在这一活动周期间,安排学徒制内容,包括展示学徒制成果,与学徒进行对话,让参与学徒制培训的企业介绍收获等,为社会接纳进而参与学徒制奠定基础。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10-30

 

 

 

 


 

 

 

 

 


 

 

最新科技动态

 

人工智能+教育应趋利避害

顾明远

 

人工智能+教育的出发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认为,人工智能+教育最终的目的主要还是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全面发展和个性相结合的新型现代化人才。人工智能时代是人人可学、时时可学、处处可学的时代,教育的变革在于以学生为主体,变教师的“教”为学生的“学”,让学生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进行自我学习、自我探索,从而培养自学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不是搞花架子。我们进入学校听了很多课,有不少教师把课件做得很漂亮,非常花哨。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还不如在黑板上画一画,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而且更加有人情味。因此,我认为应该注意使用信息技术的教育效果,促使学生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提升。

    其次,人工智能+教育的使用风险是什么?互联网具有互联性、虚拟性、开放性,大数据拥有情报性、统计性等,那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对于教育来讲,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如何在培养人才和管理方面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应用的时候有没有风险?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时时可以学,处处可以学,那么是不是在网上就可以自由地获取信息,学生会不会准确收集和处理信息,在获取信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风险?信息不等于知识,知识不等于智慧。要形成智慧必须认真思考,内化为自己的观念、态度,并能够付诸行动。

    再比如说大数据,可以随时了解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这对学校的管理来讲很有好处,但也存在泄露学生隐私的风险。我们在搞教育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些风险。

    互联网、大数据等使教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但是教育传承文化、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本质不会变,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不会变。从生命发展的视角来讲,教育的本质可以概括为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和价值,一个人通过教育可以提高生存能力,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至于提高一个人的价值,就是说可以通过教育提高一个人为社会服务的能力,使其能够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所说,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守望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化和可持续的未来。学校和教师未来会不会消失?正如报告中所讲的,学校不会消失,学校是人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第一个公共场所。我们每个人都要实现社会化,儿童进入学校,不仅要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做人,学会与人沟通和交往,这些都离不开学校这一平台。

    有人认为,未来学校要消失,变成学习中心,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学习中心可以有,人人都可以学习,但是学习中心不是学校,一个学校必须有两个要素: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学生,如果光有学生那是自学,不是教育。教育必须有教师和学生这两个主要因素,特别是年龄较小的学生,更需要教师引导。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教师要做学生的“四个引路人”,育人不能光凭学生自学或过度依赖现在的互联网、大数据。学习是人的一种集体行为,教育不仅是支持个人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且是人类集体发展的事业,每个人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学校是个人参加集体学习和共同进步的最好场所。

    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学方式方法确实需要改变,但教师培养人的天职不会变。儿童成长需要“四有”教师的指导,信息技术可以改变教育的形态,但人的培养不可能由机器来完成,技术更代替不了教师对学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影响,教师永远是学生成长不可或缺的引路人。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11-04

 

 

我国正式启动6G技术研发工作

 

 

  为促进我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推动第六代移动通信(6G)技术研发工作,日前,科技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北京组织召开6G技术研发工作启动会。

  会议宣布成立国家6G技术研发推进工作组和总体专家组,其中,推进工作组由相关政府部门组成,职责是推动6G技术研发工作实施;总体专家组由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37位专家组成,主要负责提出6G技术研究布局建议与技术论证,为重大决策提供咨询与建议。

  会上,总体专家组代表介绍了6G技术研发态势及未来发展思路与建议;TD产业联盟、未来移动通信论坛代表分别介绍了前期工作开展情况、未来6G畅想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建议。6G技术研发推进工作组和总体专家组的成立,标志着我国6G技术研发工作正式启动。

  科技部副部长王曦指出,目前全球6G技术研究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技术路线尚不明确,关键指标和应用场景还未有统一的定义。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要高度重视、统筹布局、高效推进、开放创新。下一步,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总体专家组系统开展6G技术研发方案的制订工作,开展6G技术预研,探索可能的技术方向。通过6G技术研发的系统布局,凝练和解决移动通信与信息安全领域面临的一系列基础理论、设计方法和核心技术问题,力争在基础研究、核心关键技术攻关、标准规范等诸多方面获得突破。为移动通信产业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的科技基础。

来源:《科技日报2019-11-07

 

 

 

 

 

 

 

 

 

 

 

 

 

 

 

 

 

 

 

 

 

153年来第一次!这一奖项颁给中国团队!

 

25日,英国皇家航空学会2019年度颁奖典礼在英国伦敦举行。嫦娥四号任务团队获得本年度全球唯一的团队金奖,该奖也是英国皇家航空学会成立153年来首次向中国项目颁发的奖项。

  这个奖项分量很重

  英国皇家航空学会成立于1866年,是国际上历史最悠久的航空航天专业组织。该学会设立年度奖项,旨在表彰世界范围内在航空航天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团队和个人。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率嫦娥四号任务团队代表,受邀参加了此次颁奖典礼。

  吴伟仁院士向英国皇家航空学会和奖项委员会表示感谢,并欢迎更多国家或组织与中国开展航天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助力人类太空探索与科学发现。

  英国同行纷纷祝贺 高度赞扬中国航天发展

  颁奖典礼结束后,参会的专家和学者纷纷祝贺嫦娥四号任务团队,并高度赞扬了中国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

  英国皇家航空学会奖项委员会主席 比尔-特雅克(Bill Tyack):这是第一次在月球背面实现着陆,对中国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人类的一大进步。有机会庆祝这项成就是非常幸运的,也标志着未来太空探索的重要一步。

  英国皇家航空学会主席 乔纳森-库博(Jonathan Cooper):嫦娥四号任务是一项令人惊叹的技术,整个团队的技术成就和努力值得今天颁发的金奖。非常高兴看到中国开始成长成为太空探测方面的发达国家,也非常期待中国未来在这方面的成就,下一项任务是什么,我特别想看到,我已经等不及了。

  嫦娥四号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艾特肯盆地冯·卡门撞击坑。

  在2018年发射并部署在地-月拉格朗日L2点的“鹊桥”号中继星的支持下,嫦娥四号着陆器与“玉兔二号”巡视器分别开展了就位探测和巡视勘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发现成果,其中包括:

  第一次获得了月球背面着陆区附近真实的地形地貌立体影像;

  第一次用探月雷达获得了月球背面月表下300米左右的地质剖面图,对研究月球起源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测得了月表带电粒子和中性原子的辐射结果等;

  测得了宇宙低频射电辐射的原始数据;

  第一次测得月球背面真实的温度数据。

  嫦娥四号任务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创造了世界探月史上新的里程碑。

  目前,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巡视器已分别结束月夜休眠期,受光照成功自主唤醒,恢复月面工作,进入第十二个月昼工作期。

  截至目前,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的工作时长已超过300天,远远超出设计寿命;“玉兔二号”巡视器克服月背复杂地形等障碍,行驶里程也已超过300米,实现了“双三百”的突破。

  中国航天,精彩可期!

  嫦娥四号任务是中国始终坚持和平探索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的一次成功实践,也是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战略当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步。

  嫦娥四号工程副总设计师于登云:我们既定的“探月工程三步走”,目前完成得很好,计划明年要利用长征五号发射嫦娥五号,实现月球样品的无人返回。后续进行火星的环绕探测和着陆巡视探测,计划明年实施。一步实现对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探测,这个难度更大,但目前看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2020年

  嫦娥五号即将飞天

  中国探测器将奔向火星

  超级期待,为中国航天打call!

  来源: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2019-11-27

 

 


标签:
0
在线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