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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2018年第01期 (总第62期 )(上)

更新时间:2018年03月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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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01期(总第62期)

 

 

 

 

 

图书馆《学术动态》编辑部


 

               

               

 


2018全国两会·2

陈宝生谈职业教育:我们做了三件事 2

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需求侧管理要跟上 3

“双师型”队伍要重能力评价 4

“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好! 5

职业教育是教育类型而非教育层次 7

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8

构建“国家资历框架” 势在必行 8

直面职教改革深水区三大难题 10

“双主体”育人拓宽教育研究视域 13

创新创业·互联网+17

建立诊改制度要创新思维 17

深化产教融合呼唤理念与制度创新 19

最新科技动态23

马斯克拟明年试飞火星飞船承认预期有时稍乐观 23

未来5G时代 领跑者很可能就是中国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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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全国两会·

 

陈宝生谈职业教育:我们做了三件事

◎柴葳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就“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在谈到职业教育时,陈宝生说,党的十九大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展职业教育作出了总体安排,国务院也出台了相关文件。贯彻十九大精神、贯彻这个文件,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落实规划。我们出台了《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并且对《指南》设计的任务按部门进行了分解。落实这个规划,面上抓项目,这是全覆盖的,各省各行业都有一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具体项目。点上抓标杆,我们以制造业为主,辐射若干行业、产业,选择了344个点作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标杆来培育,从中摸索路子、积累经验。整体抓指导,我们已经发布了20个行业人才需求与专业设置指导报告,因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不一样的,要把“需”和“求”紧密结合起来。

第二,搭建平台。我们已经搭建了三个平台:一是职业教育活动周,这是一个论坛型的平台,大家研讨交流。二是产教融合对话,这是产和教之间进行对话的平台,衔接需求,我们举行了20多场。三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这是一个竞赛类的平台,每年一期,进行检阅、竞赛,营造浓厚的发展氛围。

第三,狠抓质量。职业教育的核心在质量,我们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重点是要解决产教融合中的示范问题、产教融合中的协同创新问题、产教融合中的实训基地问题。我们组建了1400多个职教产业集团,联系3万多家企业,形成紧密的产教融合关系。我们还选择了360多个学校,建设了一批产教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还和企业合作建成了1440多个实训基地。职业教育实训环节很重要,得有动手能力,这是它的质量基础。我们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第一批遴选了163个单位,进行现代学徒制试点,试点一年后进行年审年检,证明这个试点是成功的。随后我们又遴选了第二批203个单位开展试点,现在是366个试点单位。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解决“双师型”教师缺乏的问题,在学校和产业之间、学校和企业之间、产和教之间、校和企之间建立一个“旋转门”,建设一支“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一批实训基地和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落实好这个规划,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向深度发展。

在发展过程中,有两件事需要明确,那就是产教协同,产是支撑,教是核心;校企合作,校是龙头,企是基础。要处理好这个关系,把学校建在产业基地,建在开发区里,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建在需求链上。这样我们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产教协同、校企合作就能取得更大的进展。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03-16

 

 

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需求侧管理要跟上

◎赵彩侠

    为加快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走上中高端,需要通过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培养一支高技能人才队伍,打造发展新优势,形成发展新动力。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广西区委主委钱学明说。

    钱学明指出,经过两轮“职教攻坚”,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面临着专业匹配不够、职业技能不足、职业精神缺乏三大难题。究其原因,一是学校的趋利性和学生的盲目性,造成专业匹配度不高。二是职业教育缺乏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造成学生技能不足。三是客观历史条件导致学生缺乏职业精神。过去,职业技能不被重视,职业教育生源普遍文化层次较低,对职业技能训练缺乏兴趣。

    钱学明认为,职业教育存在的三大难题,表面上看是供给侧出了问题,实质上是需求侧的管理没有跟上,供需双方没有形成相互制约机制,也就无法实现供需平衡。因此,他建议:第一,要发挥人社部门的作用,形成合理的供需关系,促进供需平衡。第二,要建立职业教育“双元”发展机制,促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第三,要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办好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必须接近产业,哪里办得好就在哪里办,办得好的地方就要多办。第四,要弘扬“工匠精神”,从小培养职业兴趣。要在中小学阶段开设手工、技工课程,为形成“工匠精神”打好基础。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03-04

 

 

“双师型”队伍要重能力评价

◎刘博智

  “双师型”教师队伍是职业院校、应用型高校发展的重要力量。而目前,“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却存在着学历限制“招不来”、待遇限制“留不住”、能力限制“教不好”几个主要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工商学院执行校长李孝轩建议,通过《教师法》或《教师资格条例》明确招聘引进“双师型”教师资格的标准,破除“唯学历论”。在放宽学历准入门槛的同时,对教师教学实践能力提出明确要求。同时,改革“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定方法。重点考察“双师型”教师教学育人能力、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贡献,建立实践教学与职业资格晋升的关联机制,创新“双师型”教师职称与职业资格证书互认机制。

而对于“双师型”教师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可以建立“双师型”教师进入企业研修和交流的补贴机制,提升企业参与“双师型”教师培养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设立“双师型”师资培养基地,并探索在试点师范院校设置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专业,完善培养制度。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03-13

 

“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好!

◎柴葳

“培养高素质人才,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对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十分认同。

葛道凯认为,作为培养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主渠道,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为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推动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受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影响,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供给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产业需求侧需要,迫切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此次两会,葛道凯带来了“关于制订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的建议”,提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应界定校企合作概念,明确各合作主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保护学生权益。

近年来,江苏省职业教育融合发展迈出了关键步伐,在继续开展549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项目的基础上,着重加强基础能力建设,推进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新认定现代化示范性职业学校22所、优质特色职业学校4所、职业学校智慧校园23所和现代化实训基地64个、现代化专业群79个,遴选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40个。为进一步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引向深入,江苏省起草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条例,5所中职学校入选教育部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职业教育融合发展亟待界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概念,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职责、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促进校企合作的政策措施、职业院校权利与义务及相关法律责任,引导政府设立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并明确用途。”葛道凯认为,动员全社会参与职业教育,应当实行校企主导、政府推动、部门协调、行业指导、社会参与、学校企业双主体实施的机制,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为校企合作提供倾斜政策或优先支持等。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应当每年定期发布最新行业岗位规范标准,积极参与本行业人才需求预测、人才培养标准制定、专业设置与课程开发;支持行业组织、企业以资本等要素和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参与举办职业院校;建立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与职业院校管理人员、教师相互兼职制度。

葛道凯建议,应明确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争取更多项目下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与营业税、增值税等优惠;深度参与职业教育,行为规范、成效显著、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企业,可以认定为“产教融合型企业”,并给予表彰奖励和返还一定比例的教育费附加等支持;把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情况作为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及其他有关示范企业评选的重要指标。

“下一步,江苏省将践行融合发展的理念,加快建设现代职教体系,建设一批现代化示范性职业学校、优质特色职业学校,新建80个中等职业学校省级以上实训基地、100个面向中小学生和市民开放的职业体验中心。”葛道凯说,为更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密切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联系,增强职业教育服务发展能力,江苏省将在保持中职招生规模与普通高中大体相当的基础上,推进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实施中等职业教育领航计划,开展职业学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建设一批有特色的现代化专业群,完善中职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制度。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03-07

 

职业教育是教育类型而非教育层次

◎赵彩侠

  “许多人始终把职业教育作为一个层次,而不是一种教育类型来看待,这是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沈阳市副市长姜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姜军分析说,这种观念制约了我国职业教育的整体质量。一方面,使得我们缺少技术型、应用型人才,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又造成大量的优质职业教育资源闲置。事实上,在许多国家,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这“两轨”是并驾齐驱的。

  因此,姜军建议:首先,一定要从国家层面把职业教育当成一种教育类型来办;其次,把一些非研究性大学,或者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大学转化为应用型大学,打通职业教育从中学到大学的发展渠道,使就读职业教育的学生有上升空间;再次,在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法上,实施企业与学校两个主体办学的“双元制”;最后,把好人才培养的每一个关口,使学生在就业时“适销对路”,毕业即能找到合适的岗位,而无需重新培训。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03-09


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

 

构建“国家资历框架” 势在必行

◎鲁彬之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不断完善,有了长足发展。但随着教育大众化、终身化、标准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还存在着教育内部连贯性不强、教育与行业间交融性不畅、国内教育与国际教育开放性不够等问题,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构建“国家资历框架”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国家资历框架”(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在有的国家也叫“国家资格框架”,是指用以整理和编排、规范和认可整个国家范围内存在的不同层次和类型资历(如学历、学位、文凭证书、资格证书等)的结构或体系。国际上推行“国家资历框架”的国家和地区,“国家资历框架”在保证教育体系整体质量、打通就业绿色通道、实现国际教育资历互认、推进终身学习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构建“国家资历框架”是实现各级各类教育及培训体系内部协调贯通的需要。我国教育由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和培训等部分组成,“国家资历框架”致力于确立统一的国家教育标准体制,实现不同类别教育及培训体系内部学分的综合转换、学习成果的上下互通、不同资格的平等互认,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和融合,为学习者搭建灵活弹性的终身学习阶梯,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打通交流互认的桥梁,为实现国家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构建“国家资历框架”是确保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与劳动力市场无缝衔接的需要。2016年,我国有职业院校1.23万所,在校生达2600万人,作为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职业院校,应以相关行业企业及用人单位在实践中反复研究、验证过的能力为标准,与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相契合,强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岗位指向性与实践针对性,使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与劳动力市场有效衔接,使人才培养供给侧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侧结构要素全面融合。“国家资历框架”为学习者提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学习路线图,为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提供以市场实践为基础的质量标准,为用人单位提供以市场使用价值为根本的人力资源配置。

构建“国家资历框架”是职业教育和培训工作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需要。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100多个国家已实施、正在实施或准备实施“国家资历框架”,积极推动我国“国家资历框架”构建,是提高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家资历框架”可比性的必由之路,是我们维护国家学位文凭地位和声誉的有力武器,是改变我国在资历互认国际交流与合作话语体系内难以掌握规则制定权现象的有效途径,是我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一步。

作为一项自上而下的创新性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国家资历框架”并非个体行为,需要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协调人社部门和各行业,积极鼓励大型企业、学校及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共同参与,确保框架内标准统一,完善学分积累、互认、转换制度,真正实现学习者在同类教育间从较低资格上升为较高资格的纵向连接,同时满足学习者实现其在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间的横向衔接,为包括技术技能人才在内的各类人才成长,构建灵活、弹性、贯通的“进阶”结构和“上升”渠道。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03-13

 

直面职教改革深水区三大难题

◎石伟平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如何进一步提质增效,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现代学徒制”如何有效推广

现代学徒制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集传统学徒制与学校职业教育的优势于一身,为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供了一种新思路。2014年8月,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颁布,拉开了现代学徒制改革的序幕。2015年8月,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2017年8月,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名单公布。

现代学徒制试点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一些问题。目前来看,试点的成本较高,收效较低,在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形式化现象。不少职业院校难以找到合适的企业进行现代学徒制合作,即便找到合适的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一旦企业新员工需求减少,合作就难以为继。也就是说,如果合作企业的问题无法解决,那么现代学徒制的优势将很难得到充分发挥。

笔者建议,在推广现代学徒制试点过程中,可以适当借鉴德国现代学徒制的成功经验,用心打造一批“教育型企业”,即赋予有资质的企业以教育机构地位,使其成为与学校同等的教育机构。教育型企业的遴选,要严格设置条件,遴选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领头羊”式的企业、学生向往的企业。对于教育型企业,国家要通过免税、减税或补贴政策等,鼓励他们把相当一部分岗位留给中、高职院校实习的学生。总而言之,我国如果没有这些“航母”企业,现代学徒制难以持续也无法成功。

“中高职衔接”如何立意更高

长期以来,吸引力不足一直是困扰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难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职和高职缺乏一定衔接,导致中职培养的学生很难有机会升入高职,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中职生“升学无门”的现象。

为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全国各地在中高职衔接/贯通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探索与实践,包括“3+2”“3+3”“3+4”“五年一贯制”等模式。在中职生升学通道打通之后,我国职业教育形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职业教育吸引力也比以往增强了不少。目前,职业院校对参与中高职衔接/贯通学生的培养目标是,相当于而非高于或优于普通高中生起点的高职人才培养水平,如果这些升上来的中职毕业生能够与普通高中生源的学生一样顺利完成学业,就算完成了中高职衔接/贯通的目标。

实际上,这大大误解了中高职衔接/贯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意愿,其人才培养目标不应该仅限于此,而应该具有更高的定位,即通过衔接/贯通,培养出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与一般的技术技能人才相比,这批人才宜早培养、宜长期培养、宜贯通培养。

以应用英语(跨境电商方向)专业为例。跨境电商行业人才外语要求高,语言学习需尽早培养;跨境电商行业人才属于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跨界学习难,需长期培养;中职或高职单独培养无法培养出“语技一体”的跨境电商行业人才,需贯通培养。贯通培养既能保证五年的外语学习,又能保证充足的技能训练时间,通过长学制课程一体化设置和技能训练的有效整合,可以实现培养效益的最大化。

再如高职的学前教育专业。幼儿园老师不仅需要掌握唱歌、跳舞、绘画等才艺,还要具备幼儿教育教学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高中毕业生起点的高职3年制方案,根本无法实现这些要求。而3+2一体化的五年贯通培养方案恰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前3年重在才艺教育,后2年重在教师教育与教学实践,这样培养的幼儿园教师一定优于、高于、特于高中生源的3年制高职培养的新教师。这才是中高职衔接/贯通应该追求的价值所在!

“双创”如何更具技术性专业性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已成为新一轮教育改革的热点。2015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创新创业联盟正式成立;2016年,国家批准设立首批双创示范基地。

就双创教育现状而言,职业院校表现出较大的热情,投入较大的精力,形式多样,但同时也出现了两大类问题。一是双创教育的技术含量不高。不少职业院校双创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双创比赛、开网店等,往往与技术创新无关。二是双创教育与专业的相关性不高。双创教育游离于专业教育教学之外,并未实现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的现象严重。

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应该鼓励更多在校学生在技术创新基础上创业,与所学专业相关创业。一方面,应该明确双创教育的重点是创新,而不是创业。创新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能力,它并不像创业那样过多地追求结果,也并不要求所有学生都达到创业的水平。为此,可以成立专门的双创团队,依托一定的技术创新项目,让学生在项目参与过程中培养出创新意识、创新兴趣与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应该将双创教育融入职业院校专业教育教学体系,实现与专业课程、专业评价体系、专业文化的融合。与普通院校相比,职业院校的专业种类更为繁多、特征更为多样,要根据专业类型的不同,对双创教育进行科学规划和系统设计,厘清不同类型专业双创教育的重点。

总之,双创应该尽可能与专业学习相关,双创的重点在于创新,建立在创新基础上的创业才有真正的含金量。(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03-06

 

“双主体”育人拓宽教育研究视域

◎姜大源

日前,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这是国家层面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又一份重要规范性文件。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对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性要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对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路径性指引。这次颁布的《办法》,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方向及其路径的具体化,是关于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可操作性措施的“亮相”。《办法》的出台,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本,而是“报告—方向”“意见—路径”“办法—措施”环环相扣,形成了完整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逻辑链。

《办法》相关条款,不仅在政府、学校和企业三个层面,对体制机制改革有较大突破,而且从教育研究的角度看,《办法》《意见》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教育学大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三者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充分考虑到了职业教育的本质特点:具有至少两个不可替代的学习地点——学校和企业。职业教育跨越了传统的普通教育只有一个学习地点——学校的疆域,以一种跨界教育的形态出现。跨界的教育必须有跨界的思考,所以,《办法》所涉及的校企合作,就是从跨界教育的角度,去思考并制定具体的措施。

相对于传统的教育观念,《办法》关于校企合作的提法,是在国家层面定义的一种新提法,即不同于一般的教育活动,是一种合作型的教育活动,其目的是要针对产业需求提供有效的人力资源供给。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意味着,在构成产业体系的四大要素中,人力资源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作为与产业发展结合最为紧密、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培养人才的职业教育,正是这一产业体系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供给侧。

但令人担忧的是,如同国务院《意见》所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由于“受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影响,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

基于此,六部门《办法》针对国务院《意见》中关于“两张皮”现象所提出的教育改革的要求,给出了解决方案。职业教育可以通过校企合作这一有效的“社会化”的办学模式,精准地面向两种需求,即有意识地将基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教育活动,与基于人格和个性发展需求的教育活动,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就避免了纯学校形式或纯企业形式的教育活动容易造成社会需求与教育供给脱节。

这表明,校企合作要破解“两张皮”,要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就意味着教育活动应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无疑,教育与产业发展融合将成为教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办法》强调:“校企合作实行校企主导、政府推动、行业指导、学校企业双主体实施的合作机制”,要“发挥企业在实施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部门建立工作协调机制,鼓励省级人民政府开展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试点”。关于“产教融合型企业”,是一种在国家层面的法规性文件中首次提出的全新概念。

由于职业教育有着与普通教育不同的规律,这一要求更有其针对性,更为合适,更为具体,更易操作。职业教育有着两个不可替代的学习地点——学校和企业。因此,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之中,学校与企业是两个相互协同运作的社会机构,是一种互为“主—客”的需求与供给的命运共同体:在教育的结果上,作为需求侧的企业,在教育的过程中也扮演着供给侧的角色;而作为供给侧的学校,在教育的过程中同样也扮演着需求侧的角色。

基于此,六部委《办法》对职业教育学校和企业互为“主—客”的这一协同育人的共同体,使用了“双主体”这一词给予了明确的表述,从而彰显了基于人力资源供给侧思考的人才培养新范式。这意味着,职业学校提供企业所需要的适应产业发展的职业人才,此时学校是人力资源的供给侧;而企业提供职业学校所需要的具有实时水平的实训基地和有实践经验的企业实训教师,此时企业是人力资源培养所需资源的供给侧。可喜的是,《办法》对这一教育形态的新范式给予了特别眷顾:不仅允许“有条件的企业举办或者参与举办职业学校”,而且允许“在职业学校设置职工培训和继续教育机构”,并且对于“企业职工培训和继续教育的学习成果,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办法与职业学校教育实现互认和衔接”,特别是明确提出要组织开展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试点。

这表明,校企合作要实现“双主体”,使得“产教融合型企业”呈现为一种与学校具有同等地位和功能的教育机构。无疑,协同育人教育共同体的出现,将大大扩展教育学关于教育机构的理解。

在微观层面,校企合作的教育内容还要坚持以知识应用为导向。《办法》特别要求,职业学校要“根据企业工作岗位需求,开展学徒制合作,联合招收学员,按照工学结合模式,实行校企双主体育人”。

综上所述,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这一跨界思考的基础上,一方面,《办法》为提高职业教育人才供给质量,为提高职业教育效果和效率,实现职业教育的精准供给,给出了有力的法规性和法理性依据。另一方面,《办法》所规范的、使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以落地的措施,又大大丰富了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视域。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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