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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2018年第02期 (总第63期 )(上)

更新时间:2018年04月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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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02期(总第63期)

 

 

 

 

 

图书馆《学术动态》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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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

从国际视野审视我国本科高职政策取向 1

面对“混改”,职业院校欲试还休 6

职业教育信息化形成一批示范典型 10

用信息化“武装”高职智慧党建 13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有效路径 17

 

职业教育的教学探索与学生发展

高职单招:日渐火热 喜中有忧 21

这样的课前“课”最受欢迎 26

教学诊改如何为教师提供辅导 27

校企文化融合的力量 30

“课堂革命”多样化 共度师生美好时光 32

 

创新创业·互联网+

国内首家 “互联网+” 全日制本科学院成立 35

“物联网+”双创型工匠人才培育创新 36

制度创新打出校企合作“组合拳” 41

开启高校科技创新军民融合发展新征程 44

 

最新科技动态

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与区块链 46


天宫一号:完美谢幕 辉煌永驻 54

第三类存储技术写入速度比目前U盘快1万倍 58

打个火箭去太空太空旅行开始接受预定了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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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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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

 

从国际视野审视我国本科高职政策取向

王红军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转型升级,推动了社会对应用型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崛起使得高端技能型、高级技术型和工程型人才逐渐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主体。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亟须完善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

历史上的成功经济追赶与职业教育

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三次成功的经济追赶,分别是美国追赶英国、日本追赶美国以及韩国追赶西欧。公认的观点是,三次成功经济追赶,都伴随着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为测度指标的人力资本的追赶。殊不知,在每次成功经济追赶过程中,都伴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追赶。

第一次追赶是美国对英国的追赶,从1871年到1913年。这次成功的追赶,与美国超常发展的职业教育密不可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862年颁布的《莫里尔法案》及其后续一系列政策,大大促进了美国农业与工业职业教育的发展,为美国赶超英国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保障。

第二次追赶是日本对美国的追赶,从1950年到1992年。日本的经济追赶既得益于人力资本的追赶,更得益于职业教育的迅猛发展。20世纪50年代,日本一度将普通高中作为重点发展对象,从而导致了高技能人才短缺。为此,日本政府将职业教育纳入教育改革的重点。继1947年颁布《技能者培训规程》《职业安定法》之后,又于1951年颁布了《产业教育振兴法》及一系列强化职业教育的政策,并要求在普通高中开设职业课程。1958年又颁布了《职业培训法》,1976年开始推动职业教育从专科向本科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高技能人才保障。

第三次追赶是韩国对西欧国家的追赶,从1973年到1992年。1949年,韩国政府颁布了《教育法》,明确提出了“优先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方针。20世纪60年代,韩国不失时机地扩大各级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1963年,韩国政府颁布了《产业教育振兴法》,为韩国的职业教育奠定了法律基础。1967年又颁布了《职业训练法》,鼓励企业与私人团体新建职业教育培训。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韩国提出了“尖端产业、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产业形态向着高精尖、自动化和大型化工业发展。为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韩国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朝着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发展。

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2049年时,我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如果如期实现这一目标,将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成功追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必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高等职业教育向本科升级的国际经验

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速度不断加快,全球职业教育的层次也在不断升级。据粗略统计,世界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从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历经了数百年,从中等层次到高等专科层次约百余年,从高等专科层次到本科层次仅仅花了几十年,从本科层次到硕士、博士层次只花了几年时间。

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二战是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分水岭。二战之前,中等职业教育发挥着职业人才培养的骨干作用,二战之后,专科高职逐渐显现出职业人员培养的骨干作用。美国是社区学院,德国是工程师学院和高级专业学校,日本则是高等专门学校和短期大学。

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技术具有向综合化、复杂化发展的特征,使职业教育层次持续高移。当时美国教育家哈洛德·福切克就敏锐地判断出:“在将来某一时候,大学本科水平上至少有四种类型的学士学位教育计划:科学类、工程科学类、工程类和工程技术类。”其中的工程技术类当属于高等职业教育范畴。

1967年,美国普渡大学中北部分校开设了行政管理、市场营销、机械与机电技术等多个高职类专业。20世纪70年代初,受美国政府推行的“生计教育运动”的影响,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内的近300所大学陆续增设了技术学院或高等职业教育类专业,学制有两年制和四年制之分,四年制的可以获得学士学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大量的美国社区学院也开始开设学士学位课程,只是大部分是和四年制大学合作完成,采取的是2+2模式。当然,也有部分社区学院开始单独授予学士学位。

紧随美国之后,德国和日本的高等职业教育也开始向本科层次跃升。在德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那就是联邦德国于196810月通过的《联邦共和国各州统一专科学校的协定》,开始在原来的工程师学院、高级技术学校等的基础上组建三年制的高等专科学校。经过三年的发展,学校达到了70多所。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进步,德国的高技能人才的供给已经满足不了需求,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三年制的专科高职陆续升级为四年制的应用科技大学,从此正式开启了德国的本科高等职业教育。

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产业的升级换代对高技能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本科高等职业教育应运而生。其里程碑式的事件是1976年建立了两所国立本科高职大学:长冈技术科学大学和丰桥技术科学大学,学制均为四年。采取的是本硕贯通的人才培养模式。1995年,日本又增加了东京都立科学技术大学、帝京科学大学。20世纪90年代,日本开始在专门学校创设“专攻科”制度,作为专科高职之上的提高层次。因此,日本的本科高职既来自新建大学,也来自专科高职院校举办的本科高职。

从发达国家的本科高职院校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本科高职院校的形成可以概括成如下四大途径。一是专科高职升格为本科高职模式。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就是典型的例子。二是新建本科高职院校。日本的技术科学大学是这类模型的典型代表。三是学术型大学衍生出来的本科高职。例如美国的很多学术型大学就衍生出来很多本科高职专业。四是专本混合型。例如美国的社区学院本来全是专科型高职,后来又开始举办或联合举办本科高职,日本的专门学校开设的“专攻科”也属于此类途径。

发展我国本科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建议

为了顺利实施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世界制造强国的发展目标,必须确保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供给,这就对我国发展高水平的高职院校提出了新的要求。综观国际国内的成功经验和现实需求,应重点从以下方面不断完善我国的本科高等职业教育体系。

一是制定并完善职业教育发展的法律法规。无论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都构建了完善的职业教育政策体系,将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多元主体的责、权、利界定得非常清楚,从而有利于高等职业教育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我国也应该借鉴并完善规范我国职业教育(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法律法律。

二是通过多元化途径大力推动本科高职院校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大部分都是专科高职教育模式,应该通过多元化途径大力推动本科高职院校发展。一方面,支持符合条件的高等职业院校开设本科高职专业;另一方面,推动那些定位不明确、专业特色不鲜明的本科院校向高职本科院校转型;此外,还可以在综合型大学中创办从本科到研究生一体化的高等职业教育。

三是创新本科高职院校的发展模式。除了通过常规路径发展本科高等职业教育外,还应该探索出更具创新性的本科高职院校的发展模式。例如,通过实施高中—专科—本科一体化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推动高等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四是完善本科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体系。我国本科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要从原来单一学科的教育模式向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教育模式转变,从原来以专业技能为主的教育模式向通用知识能力素养与专业技能并重的方向发展,从原来以一般性的行业职业能力为主向行业职业能力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能力相融合的方向发展,从原来以一线技能人才为主向高技能岗位管理工作和行业领军人才的方向发展,从以高职院校为主导向产业界和高职院校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从原来以满足国内产业需求为主向满足国内和国际产业需求为重心的方向转变。(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04-10

面对“混改”,职业院校欲试还休

 

不久前,全国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研讨会在山东潍坊召开。会上,已试水和欲试水这种“混合动力”办学模式的50所高职院校和12所中职学校结盟,共同面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困境,寻求破解之道。

实践早于概念

201422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如何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会上首次在国家层面正式提出职业教育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办学思路。当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重申了这一要求,提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

这之后,受政策因素鼓舞和带动,全国先后有10多个省市在相关政府文件中提出要积极探索职业院校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办学形式。2015年,上海市委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总体方案》,将上海视角艺术学院和上海思博学院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山东省则于20161月在省级层面第一个启动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遴选认可了山东海事职业学院等9个职业院校的试点项目。

虽然教育领域“混合所有制”在官方文件中正式提出仅有4年时间,而且主要限定在职业教育领域探索,但实践层面,一些具有混合所有制办学特征的地方探索却早已出现,并且超越了职业教育范畴。

此次研讨会的主办方山东海事职业学院在2011年就开始尝试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山东海事职业学院是2011年潍坊市政府投入536万元财政资金,撬动3.6亿元社会资本,组建的全日制普通高职院校。目前该学院股权结构为潍坊市金融控股集团代市政府持股1.47%,三家企业分别持股67.79%15.37%15.37%。“潍坊市政府的1.47%股份,彰显着政府引领并监管学院发展的责任。政府正由直接办学向管理办学资本转型,由‘管人’为主向‘管事’为主转型,更加关注的是事业的发展和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山东海事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王敬良阐述了这一改革的重要意义。

辽宁省教科院副院长高鸿认为,将混合所有制引入职业教育领域,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对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和激励机制等改革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为彻底解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两层皮”的顽疾提供了可能,推动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他指出,之前专家学者们关注研究较多的是改革“是否可行”,当前迫切需要转向“如何可行”。

推进中的困境

对于混合所有制办学改革,不少职业院校还心存疑虑,处于观望状态。在高鸿看来,这些疑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既希望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撬动民间资本汇集职业院校,从而减轻财政负担,又担心因改革丧失对职业院校尤其是公办院校的掌控力,更害怕因此损害教育的公益性或致使国有教育资产流失。

职业院校是真正的主角,但目前公办职业院校普遍担心因“混改”丧失其在财政拨款、项目申报、教职工福利待遇以及管理和领导层行政待遇等方面的原有优势,因而参与“混改”兴趣不大。

对于企业而言,国有企业资金雄厚、地位优越,无心投入到职业院校尤其是处于办学弱势的民办院校。

私营企业则和民办院校有着同样的担心,怕进入到长期被国有资本垄断的教育领域后,法律地位和投资收益难以确保。

作为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相关法律能否为职业院校的混合所有制探索“保驾护航”是改革能否长久推进的关键问题。高鸿认为,就目前状况来看,态势不容乐观,突出表现为相关法律的缺失与冲突。我国现行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以及《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条文,对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法律表述尚属空白,致使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探索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无法得以明确。此外涉及实施程序方面的法律,在《公司法》《合同法》中同样未对其进行表述和说明。除相关法律的明显缺失外,现有法律条文与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要求也不适应,如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目前既无法适用针对公办院校的相关法规和政策,又可能因其含有国家财政性经费的参与而不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中民办院校的定性,从而处于“非公又非民”的尴尬地位。“弥补法律缺失和化解法律冲突,是职业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高鸿指出。

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产权是关键纽带。可是高鸿看到,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混合所有制办学面临诸多短期内不易解决的产权问题。首先是职业院校产权评估问题。职业院校产权因其复杂的产权类型和结构而不易评估,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公办院校产权评估尚未形成规范,积累了许多产权不明晰的问题。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无疑又加大了资产评估的难度。其次是职业院校产权流通问题。目前我国教育市场的准入、交易以及竞争规则和退出机制等尚不完善,势必影响资本进出院校的自由度,加大资本融合的难度。

提振“混合动力”

研讨中,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指出,开展“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学校试点,有利于破解办学体制改革的瓶颈,激发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但在实践探索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采取混合所有制形态办学的独立学院和以政府为主导的公私合营学校,在运行中有许多不规范的做法,有违市场公平原则。还有一些公办校二级学院面向行业企业所推行的“招商引资”及“学费分成”模式,或多或少存在关联交易和灰色套利行为。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问题。开展混合所有制学校试点,应该是在明晰学校产权基础上的一种制度安排。”因此董圣足认为,打破传统的思维局限及现有的制度障碍,明晰各方投入学校的产权归属及所享有的相关权益,从而使各方对学校的发展产生良好的稳定预期,切实增强“混合”办学的信心,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大和紧迫的课题。

“混合所有制的重点不在于混合,而在于混合后的治理结构。”董圣足强调。他认为,在引进多主体参与办学后,建构科学有效的治理结构,是激发其体制机制优势,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率的基本保障。混合所有制建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学校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和健全的过程。“建立起产权明晰、多方参与、科学决策、民主管理和运行高效的现代学校制度,既是探索混合所有制学校的最大初衷,也是探索混合所有制学校的最好归宿。”他说。

此外,他还建议要完善顶层设计,破除制度瓶颈。首先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混合所有制学校试点意见,明确混合所有制学校的法律地位、机构属性、管理体制及退出机制,建立起相应的注册登记、资产管理、收益分配、质量监控及风险防范等具体制度。同时尽快制定针对混合所有制学校的财政扶持、税费优惠、金融信贷等配套政策。

董圣足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不同教育阶段和不同类型的学校,不一定都适合采取混合所有制的模式。在个人收益率较高、市场特征更加明显的职业教育领域探索混合所有制,要比在本应属于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的义务教育阶段探索更有现实意义,社会风险也相对更小。“各地还是应该按照国务院总体部署,先期在职业教育领域进行混合所有制探索为好。”他说。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04-03

 

职业教育信息化形成一批示范典型

李思阳

教育部近日公布了第一批教育信息化试点验收结果。从试点类型、试点任务和区域分布来看,职业教育信息化取得重要进展。近年来,职业教育信息化工作加强统筹指导、注重项目引领、开展试点试验、强化平台建设,全面提升了信息技术支撑和引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能力。

以点带面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教育部于2012年启动了教育信息化试点工作,试点类型分为区域试点、中小学试点、职业院校试点、本科院校试点、专项试点和资源平台规模化应用专项6类。

教育部日前对试点地区和单位进行验收,161个单位被确定为试点优秀单位,其中职业院校试点优秀单位35个。这表明,职业院校各试点单位在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不断深化应用、强化创新,已形成一批可推广可示范的典型。

从区域分布来看,35个职业院校优秀试点单位分布在27个省(区、市)。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优秀单位分别为13个、13个、9个,占比分别为37.14%37.14%25.71%。这表明,虽然中央对教育信息化的重视程度与支持力度不断加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西部地区信息化建设水平仍有待提高。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扶持力度,对缩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群体之间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差异,实现教育质量提升和内涵式发展意义重大。

从试点内容来看,职业院校试点工作重点内容分为数字化校园建设类、优质信息化教学资源类、信息化教学手段应用与管理类、信息化培训与社会服务类,基本覆盖2017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中的全部重点工作任务,对于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发挥了优秀示范带动作用。

多措并举加强信息化顶层设计

近年来,教育部加强统筹指导,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区域协调,组织、推动、落实、监管职业教育信息化各项工作,形成了以点带面、共同进步的工作氛围。

加强统筹指导,制定信息化建设和网络安全指导政策。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提升职业院校办学水平。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职业院校网络安全工作的通知》,建立起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增强网络安全管控能力。

注重项目引领,实施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项目自2010年启动以来,已立项建设了88个专业教学资源库、1个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资源库(建有10个子库)和1个数字校园学习平台,覆盖了高职专业目录19个大类51个二级类。截至20177月,已有1000所院校、3094家行业企业参与了资源库建设;建成各类多媒体资源195万余条、资源总量32.3TB;注册学员超过158万,累计访问超过2.5亿人次。职业教育国家、省、学校三级互为补充的资源库建设体系初步形成。

开展试点实验,实施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实验学校试点。教育部印发了《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为做好规范的实施和推广,中央电化教育馆启动了“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实验校”项目,已分两批遴选了280所实验校进行试点。2017年完成了第一批129所实验校的中期评估,遴选了26个优秀案例并开展相关培训工作。

强化平台建设,推进教育信息资源管理。教育部积极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数据共享应用试点工作,相继建设了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等多个信息平台,持续完善平台功能,拓展相关应用,充分发挥数据的基础功能,有效服务职业教育信息采集、职业教育资助、职业院校规范管理等相关需求。

坚持以赛促教,开展信息化教学大赛和相关培训活动。连续8年举办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2017年大赛收到来自地方36个参赛队和军事职业组的1587件参赛作品,参赛教师4114名,参赛作品、参赛教师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开展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培训,重点面向国家级贫困县继续组织开展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公益培训。

全面提升支撑和引领发展能力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需要加快信息化改造传统教学步伐,全面提升信息技术支撑和引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能力。

要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根据地方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制定省级信息化指导意见,并适时开展检查。要继续推进建设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各地各职业院校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建设和完善省级、校级资源库,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要继续推进管理信息平台建设,按照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工作要求,不断完善中职学生系统数据服务接口,持续推进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大赛平台,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理念和学生应用信息技术学习能力;加强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培训,重点服务精准扶贫战略,促进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

同时,还应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按照《关于进一步落实职业院校网络安全工作的通知》的要求,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增强网络安全管控能力。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02-06

 

用信息化“武装”高职智慧党建

杜安国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强弱直接关系到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力和号召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可见,落实党中央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目标、新部署、新要求,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

高校是人才高地、智慧高地、创新高地,其基层党组织建设十分重要,关乎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关乎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关乎党的未来、民族未来、国家未来。因此,作为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院校的基层党组织也应勇于担当、敢为人先,有责任在“基层组织力如何提升”这道问答题前率先落笔,提前破题,争当表率和发挥示范。

落笔组织力提升的“问答题”

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着力提升基层组织力,笔者所在的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通过深入基层访谈调研,并开展问题大讨论,找出了“规范不够、工作不实、作用不强”三个主要原因,具体表现为:对政策决议落实不严格不到位不规范,用业务工作会代替“三会一课”;对党的建设任务要求,用文件落实文件,用会议落实会议;用读文件代替理论学习,用横幅标语代表学懂弄透,挂在墙上但没记在心上;不情愿亮身份,不积极创品牌,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由此,学校党委一致认为,上述“规范不够、工作不实、作用不强”三个原因是束缚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三处痛点,是解决“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如何提升”问题的关键环节和落笔之处。

解决问题需要开放心态、创新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我们党应当从战略高度重视和利用好网络信息技术,让其成为助力党建创新、解决党建难题的重磅利器。为此,笔者所在的学校积极拥抱互联网,利用信息技术、云端处理、大数据等手段,从解决“规范不够、工作不实、作用不强”三大问题入手,在全国高校范围内率先将互联网和前沿技术应用于基层党建工作,直面难题、直击痛点,建设了一个由执行层、数据层、决策层三大部分,和内网门户与任务统筹、党务管理、党员中心、三重一大、干部管理五大应用模块组成,集管理、办公、服务、宣传、教育、互动六大功能于一体的“全面从严治党信息化平台”,使党建工作智慧起来,成为学校基层组织力提升的重要抓手,扩展了各级党组织和师生党员示范引领作用展示的空间,调动了党员、干部落实学校改革发展举措的积极性。

做足组织力提升的“加减法”

工作要求规范、作风要求务实、作用要求凸显,“全面从严治党信息化平台”为基层党建加了压,应用信息技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同时,也为基层党建减了负,减去该减的低效能、高内耗、宽松软,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在这“加减混合运算”中得以提质。

信息数据化严格工作规范。传统的基层党建工作仅依靠纸质记录保存管理,党建信息沟通、交流和使用很不便,导致很多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什么时候开展、哪些人参加、程序怎么安排、内容怎么确定都有些随意,缺乏统一规范。对此,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信息化平台”,将各级党组织的党建工作过程数据化,随时随地留痕迹。“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等党内政治生活全面纳入信息化平台管理,支部需要严格依照党内规章制度规范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并将相关文字、图片上传系统,极大便利了信息收集、储存、调阅、处理,实现了“物理党建”到“数字党建”的转换,也实现了学校党建工作的全局化、一体化、规范化。

监督智能化力促作风转实。监督弱化往往带来工作虚化、流于形式甚至应付造假,而“全面从严治党信息化平台”则以信息采集的形式,对基层支部组织生活的开展进行实时有效督查,对干部工作进行过程监督,学校党委通过系统平台,可随时抽查调阅信息,掌握基层支部党建状况和干部业绩成果,未按预设周期频次开展组织生活的党支部,系统会自动生成警示信息,反馈给学校。其中,“任务统筹”模块实现党建工作任务的审核、分派、执行、反馈、办结的网络流程化转签,谁来负责(责任主体)、何时完成(时间要求)、过程怎样(反馈要求)、结果如何(审核评价)等关键环节清晰明确,各项工作任务层层落实,透明监管;“干部管理”模块则全面检验各级干部工作作风转实的成效、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的深度、党组织保落实促发展的力度。学校依托大数据实时分析技术,构建智能化监督考核和综合考评机制,用数据展示、评价和决策。

活动品牌化推进作用发挥。“勤于业务,疏于党建”是基层党建工作的通病,很多基层党组织用“做过”的心态对待党建工作,不愿创先争优,丧失了干事创业的活力和战斗力,没有发挥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建工作没有发挥出引领带动业务工作的作用。而“全面从严治党信息化平台”开发了专门的党建门户网站和“支部品牌活动”专栏,给基层支部提供了风采展示的网络空间,“一支部一品牌”,品牌创建情况随时公开并动态展示,且数据直接用于支部评优评先和支部书记考核。由此,支部求新求变的动力被激发出来,先进的有荣誉感力争再接再厉,落后的有羞愧感力争迎头赶上,支部活动实效性提升起来了,党员参加活动的参与度、获得感也提高了。同时,品牌化建设融入日常工作与生活,党员同志们积极戴党徽、亮身份,党员身份、党员意识得以强化,从“做过”到“干好”,在教学科研、管理服务中带头奉献、积极争优。

去除组织力提升的“休止符”

党的十九大对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新任务新要求。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只有“进行性”,没有“休止符”。基层党组织要杜绝“缓一缓”“歇一歇”“等一等”“看一看”的心态,主动提要求,去除心中的“休止符”,走出心中的“舒适区”。

为此,各高职院校党委班子要敢于担当,用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各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校生根开花,在基层党建工作中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同时,随着形势发展、时代进步,基层党建工作随时面临新问题新要求,各高职院校也要持续探索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不断书写高职院校基层党建工作新篇章。(作者系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04-10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有效路径

王敬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要求,“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推进职业学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并将此项任务作为“强化企业重要主体作用”,落实到“有关省级人民政府”。20181月,山东海事职业学院在山东省教育厅指导下,承办了“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研讨暨全国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研究联盟成立会议”,深入推进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

2011年筹建混合所有制山东海事职业学院以来,我们在这个领域持续探索了8年。在混合所有制办学实践中,深切体会到,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是吸引社会资本大量进入职业教育领域的新渠道,是落实十九大“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最有效、最有力、最现实的路径、方式、措施之一。

渠道:吸引大量闲置社会资本进入职教领域

《意见》要求,“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其一,资本需求上,随着资本“暴利时代”的结束,资本的安全、保值增值成为最大的需求,大量社会资本在政府的引导下迅速进入职业教育领域成为可能;其二,社会需求上,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扩大,服务体量和质量明显不足,急切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其三,社会实践上,学校保值增值的品质优异,成为投资界热烈关注的领域,社会资本近期在教育领域的“超凡表现”,已经成为热点。

目前主要的瓶颈是资本与教育融合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将资本有效地转化为良性的经营业态,实现保值增值。资本方并没有专业的资源支撑,专业资源在政府手里,包括师资保障、财政扶持、土地等等。

教育效益的外溢性和地方政府的服务性,更需求社会资本的投入,以更快更好地扩大公共服务功能,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教育服务供给的质量。

双方的需求与预期聚焦到职业教育或者高等教育的某个项目上,这就为地方政府吸引大量闲置社会资本尽快进入职业教育领域打通了一条广阔的渠道。

与政府合作,尤其在重要的民生领域,资本的安全性能更高,保值增值的空间更大。从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的需求侧出发,寻求和扩大双方利益的交集,是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项目的关键所在。

基因:打造人事制度改革“谁都认账”的法理基础

公立院校的服务效能不高,是世界级难题。如何将“公家人”转化为“单位人”“社会人”,如何将“铁饭碗”转化为“合同制”“职员制”,建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干部人事制度,是个大热点、大难点。

抽丝剥茧地分析起来,任何的人事制度都源于举办者的资产属性,事业编制的法理基础应该是公有事业资产。在法理根源上开展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更符合社会文化的认知惯性。

当然,延伸一步,还涉及产教文化相融的问题。企业以营利为目的,而学校必须以公益为底线,而不能一味地追求营利性。两者貌似水火不相容,因为只要在文化价值上不能融通,产教就永远难相容。但在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面前,并不是不可调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公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在一个个体单位同飞共舞,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以公益为底线,以市场为导向,在文化价值相融上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打下了人文基础。

基因的先天功能向来是强大的,公有资本的公益基因和社会资本的市场基因在一个办学整体中发酵,为“人员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干部能上能下”提供了可能,当然在改革初期可以“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稳妥处理,重要的是改革的方向“谁都认账”。

机制:“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根本性保障

《意见》要求,“深化产教融合的主要目标是,逐步提高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程度,健全多元化办学体制,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但如何“引企入教”是个大问题,企业界急切盼望进入职教领域,而苦于没有渠道,利益得不到保障。目前,校企合作很少有超过5年的,所谓“产教融而不透、校企合而不深”。

这些问题都能从校企合作的机制上找出根本性的原因。我们发现,凡是涉及资产投入的校企合作,只能采取“捐赠”的方式,企业出不了账,利益得不到保障。凡是投入到学校的设备,在法律层面上就与企业没有关系了,即使保留产权,不入学校的资产账,但随着设备折旧,企业资本也在不断消失,而设备所支撑、发展的事业在法律层面与企业没有关系。这样就违背了市场法则,导致企业与学校合作浅尝辄止乃至望而却步。

混合所有制院校层面,基于内在的公有、私有两种资本属性,就为整合所有属性的资本消除了障碍,辅以动态性的股权变更机制,实施股权式的融资,学校就有了无限扩张的可能。山东海事职业学院近5年每年平均融资1亿元,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层面,可以实施产权式的校企共建方式,切实保障企业的利益,真正落实和发挥企业重要主体作用,使办学成为企业的职能和义务,所有企业技术和管理人才,所有的新设备、新技术、新知识“招之即来,来之能用”——这,应该是产教融合的最终目标、最高境界。

关于混合所有制办学,还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

一、混合所有制办学是“共享经济”的表达方式。在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框架下,校企合作必须以利益为先导,积极扩大资本所有方、利益攸关方、行政管理方“利益最大公约数”,以他人需求为中心,让合作方实实在在地感到有用、有价值、有效益,成就了别人,完美了自己。

二、混合所有制办学必须“海纳百川”。院校必须彻底摆脱“小农经济”的桎梏,搭建开放式共享型大舞台,任何资本、任何资源、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可以登台唱戏,实现自己的目标,达到自己的预期。

三、混合所有制办学要讲究协商精神。股份制比单一产权在现代治理上有优势,混合所有制的多元化办学体制更容易构建现代治理体系,而现代治理体系的支撑来自权力主体的多元化、权力性质的协商性、权力来源的契约性、权力运行的平行性。(作者王敬良系山东海事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全国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研究联盟理事长;郭素森系山东海事职业学院研究室主任,联盟秘书长)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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